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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2017中国（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事研讨会”的领导和嘉宾陆续入场。
[ 2017-10-12 09:32:44 ]010070090010000000000000011200000000000000
出席“2017中国（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事研讨会”的领导和嘉宾陆续入场。
[ 2017-10-12 09:32:44 ]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参事、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在这金秋时节，我们聚集在天津市武清区，参加“2017中国（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事研讨会”。此次活动由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政府参事室和天津市武清区政府、天津市社科院共同主办，得到了国务院参事室的大力支持，天津市政府参事室作为牵头和具体实施单位，经过近十个月的精心准备，今天最终呈现给大家。
我们三地参事和专家学者经验丰富，思路开阔，三地的相关部门及领导精心研究，今天我们汇聚一堂，深入交流研讨，建言献策，相信我们这次研讨会对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在此，我谨代表主办方向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参事、专家学者和各有关单位的代表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出席今天会议的领导同志有：
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参事室副主任赵冰同志
中国工程院院士、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同志
天津市政府党组成员、原秘书长于秋军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李虹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禹同志
天津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刘志永同志
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文史馆副馆长郭庆华同志
天津市武清区委副书记、区长戴东强同志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王竞同志
天津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杨立新同志
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王玉佩同志
民进天津市委会专职副主任赵长龙同志
天津市武清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吴振宇
出席今天会议的还有部分国务院参事、京津冀三地政府参事、天津市政府、天津市社科院、武清区委区政府、各民主党派及统战系统各单位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的到来。
首先，请天津市政府党组成员、原副秘书长于秋军同志致辞。
[ 2017-10-12 10:45:45 ]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大家上午好！
2017中国（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事研讨会隆重举行，首先我代表天津市政府、代表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向来津出席参事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天津市委、市政府全市人民始终把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政治发展需要，认真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凝心聚力，科学谋划，主动服务，积极作为与北京、河北协同合作，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一是积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我们主动配合服务北京，与北京市共同建设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和未来科技城等承接平台。2014年至今年上半年，北京企业来津投资项目2678个，到位资金5400多亿元，全力支持和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与河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落实。
二是加强重点领域协同合作。协同推进交通一体化，津保等高铁建成通车，京津城际高铁月票制今年5月份建设，积极推进联防联控，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循环产业示范区，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顺利。
三是加快一基地三区建设。按照中央对天津的功能定位，制定出台了实施意见，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行示范区和改革开放先行区，各项工作取得了进展。
目前，先进制造业占全市工业的比重达到59%，滨海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今年有望突破2千万人次。融资租赁业资产总额占全国1/4，自贸试验区九项制度创新成为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我们将进一步强化京津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互利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为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做出贡献。
这次调研历时10个月，广大参事和学者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根据京津冀三省不同的情况形成一批有见地、高水平研究成果。在此，三省参事和专家学者聚集津门，深入交流研讨，提出真知灼见，一定会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祝愿京津冀三省市繁荣发展，祝愿各位在津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 2017-10-12 13:13:03 ]
下面，请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冰同志致辞。
[ 2017-10-12 13:14:07 ]
尊敬的天津市各位领导、尊敬的邬贺铨院士，各位参事、各位来宾，同志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在武清参加2017中国（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事研讨会。
近年来，天津市参事室每年都围绕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选择不同的主题来组织参事研讨会，已成为一个特色品牌。
这次天津市政府参事室与北京、河北政府参事室联合武清区政府，以及天津市社科院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交流研讨，分享成果，很有意义。在此，我代表国务院参事室向这次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参事参加研讨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经过三省市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目前，协同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四梁八柱”规划体系基本建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取得重要进展，改革创新试点示范持续深化，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特别是雄安新区正式批准设立，从实际情况来看，京津冀三地是以2.2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8.1%的人口，创造了10%左右的GDP。
同时还应该看到，如何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坚持一盘棋，着力打造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持续推进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进一步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大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做实做强三省市绑定的世界级城市群。还需要不断破解难题，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贯彻落实规划纲要为指引，扎实深入推动。
近年来，国务院参事室在推进有特色、高水平的政府咨询机构建设中，已经启动“参事+”模式，加强参事室之间的联手、联动、联合，打造全国参事系统的平台；另一方面加强与政产、学研用各方的资源搭建务实有效、广泛灵活的合作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能够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更大的进展，为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
最后，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 2017-10-12 13:15:02 ]
下面请天津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刘志永同志致辞。
[ 2017-10-12 13:15:17 ]
各位领导、各位参事，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金秋十月，收获季节，2017中国（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事研讨会今天在天津隆重举行。
请允许我代表天津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向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领导、兄弟史馆、统战系统各单位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向为研讨会顺利召开，辛勤耕耘的各位参事、专家学者、特约研究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向为这次参事研讨会默默奉献的各位工作人员，向今天到会并给予研讨会大力支持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问候。
这次研讨会汇聚京津冀三省市相关参事和专家，带来许多高见和调研成果，为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参事室就是集多家真言，汇众智良策的阵地和平台，我们真诚的希望京津冀三地省市能以研讨会为契机，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调动参事们的积极性，组织广大参事联合调研，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新方式，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更多有针对性、有见地、可操作的报告和建议，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实施，打造亮点，谱写新曲抒写新的篇章。
最后，预祝2017中国（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事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各位领导、参事、专家、各位同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 2017-10-12 13:16:05 ]
下面请天津市武清区委副书记、区长戴东强同志致辞。
[ 2017-10-12 13:16:19 ]
各位领导、各位参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2017年中国（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事研讨会今天在武清区隆重举行，各位参事、专家共商协同发展大计，我们倍感荣幸和鼓舞，首先我代表武清区委、区政府向各位参事、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对各位专家和各位领导对武清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武清地处京津冀交汇区域，京津双城之间，区位交通方便快捷，综合发展优势突出，辖区面积1574平方，常住人口120万，现有京塘等6条高速公路，15个出入口，京津城际在城区设有经停站，实现京津半小时通达。
我们牢牢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重大机遇，推动了区域发展的快速、协调，经济总量跨上千亿元台阶，财政收入过了百亿元大关。综合实力在全市走在了前列，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创新的能力，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明显的提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武清基于独特的区位优势，我们是京津发展主轴的重要节点，而且在发展规划当中，京津产业新城、大学创新园区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承接平台之一，还有一些节点的平台，比如说健康微中心这些平台都已经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主要承接平台之一。目前进展情况也非常顺利，我们主要着眼于大的格局，秉持大的胸怀，融入国家大的战略。因此，在积极承接非首都功能方面，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们要当先锋、当猛将、唱好重头戏。
此次研讨会，我认为规模大、水平高、影响力强，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必将交流碰撞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招法、新举措，为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强大的助力，为推进通武廊的发展探索一些新的路子、积累一些新经验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我们将进一步锐意进取，主动作为，全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在区域发展中作出武清最大的贡献。
借此机会，再次真诚的希望各位参事、各位领导一如既往的关心我们，支持武清，多给工作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祝参事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 2017-10-12 13:17:14 ]
开幕式到此结束！下面进入主旨发言阶段。首先，有请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参事室副主任赵冰同志做主旨发言。
[ 2017-10-12 13:17:26 ]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区域整体定位及三省定位，还确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既有顶层设计，也有实施方案细则和路线图。细则包括交通一体化、环保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
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有具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几十年的城市建设中，我们积累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管理措施，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教训。我们希望在雄安新区建设中，既能吸取以往城市建设中的不足，也能继承发扬城市建设的经验，多研究、多运用国际城市建设的先进作法，使雄安新区真正实现规划新、建设新、管理新，成为名符其实的雄安新区！今天我主要建议在京津冀发展中雄安新区应大力推广综合管廊建设。
一、综合管廊建设的目的
综合管廊(Multi Utility Tunnel)，就是地下城市管道综合走廊。即在城市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将电力、通讯，燃气、供热、给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集于一体，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和管理，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一般分为干线综合管廊、支线综合管廊、缆线综合管廊三种。
综合管廊是建于地下，用于容纳两类及以上城市工程管线的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工程管线以综合管廊总体设计为依托，主要包括：给水、再生管道，排水管渠，天然气管道，热力管道，电力电缆，通信线缆等。附属设施包括：消防系统，通风系统，供电系统，照明系统，监控与报警系统，排水系统，标识系统等。
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密集度的井喷式发展，导致传统的各自为政的浅层空间直埋式敷设市政管线规划理念已难以满足城市发展进程的要求。根据国内外城市化进程发展经验，为避免城市建设出现反复开挖路面、架空线网密集、管线事故频发等城市病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统筹各类市政管线规划、建设和管理，保障城市安全、完善城市功能、美化城市景观、促进城市集约高效和转型发展，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加公共产品有效投资。
二、国外综合管廊建设情况及特点
（一）国外综合管廊发展状况
1.1833年，法国巴黎率先规划建设了世界上第一条地下综合管廊，收容了自来水管、电信管线、压缩空气管道等。
2.1861年，英国伦敦修建了半圆形地下综合管廊，收容了煤气、自来水、污水管、电信电缆等。
3.德国汉堡从1890年开始建设地下综合管廊，采用先进挖掘技术，进行一次性建设。
4.日本是目前世界上综合管廊建设法规较为完善、规划较为系统的国家，也是建设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1925年，日本修建了东京第一条地下综合管廊，收容了电力、电话、供水和煤气等管线。1963 年制定了《关于建设共同沟的特别措施法》，从法律层面规定了相关部门需在主要干道地下建设“共同沟”，到1992年，全国建成了310km，到2004年，东京市内约1100km的干线道路下都建设共同沟。
5.俄罗斯在1933年的前苏联时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修建了地下综合管廊，善于采用预制拼装方式。
6.1953年，西班牙马德里开始修建地下综合管廊。
7.1960年，美国开始进行共同沟方面的研究，1965年在旧金山将共同沟和地下铁整合建设，并在一些大城市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综合管廊系统，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管廊技术日臻完善。
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研究、改良和实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技术已完全成熟。在系统日趋完善的同时，其规模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目前，欧洲国家中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瑞典、芬兰等国家已拥有相当规模的综合管廊。近年来，欧洲的巴塞罗那、赫尔辛基、伦敦、里昂、马德里、奥斯陆、巴黎以及瓦伦西亚等许多城市都规划了各自的地下综合管廊系统。
（二）国外综合管廊建设
1.日本：整体规划、立法优先、制度完善。
日本在共同沟建设中，其建设资金由道路管理者与管线单位共同承担。其中道路如果为国道，则道路管理者为中央政府，共同沟的建设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一部分；当道路为地方道路时，地方政府承担部分的共同沟建设费用，同时地方政府可申请中央政府的无息贷款用作共同沟的建设费用。
后期运营管理中，还是采取道路管理者与各管线单位共同维护管理的模式。共同沟本体的日常维护由道路管理者(或道路管理者与各管线单位组成的联合体)负责，而共同沟内各种管线的维护，则由各管线单位自行负责。其维护管理则由道路管理者与各管线单位共同承担。
2.德国：一次性建设，采用先进挖掘技术。
3.瑞典、芬兰：建在深埋岩石地层，战时作为民防工程。
4.俄罗斯：采用预制拼装。
（三）国外综合管廊建设特点
1.普及范围越来越广。如巴塞罗那的管廊网已呈环状；马德里的综合管廊已呈网状。
2.综合性越来越强。管廊内的设施从早期的通讯、电力、煤气、给水、排水、工业用水等逐步增加了供热、废物输送等管道。
3.非开挖技术发展管廊越来越深。如人口最为密集的东京，已提出了利用深层地下空间资源(地下50m)，建设规模更大的干线共同沟网络体系的设想。
4.功能越来越多。兼有民用和人防的双重功能，一廊多用。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市长达30km，直径8m管廊，战时可兼作重要的人防工程。
5.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管廊运营信息化管理，安装有感应器和探测器，运行状况即时反映在主控室，各种管线每一段的运行情况一目了然。人员或动物一进入管廊即被发现并标明其所在位置。
三、我国综合管廊建设情况及特点
（一）政策支持
自2013年以来，国务院相继发布关于指导综合管廊建设的政策文件，并在全国开展建设试点工作。
1.2013年9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提出“开展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全面启动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
2.2015年8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1号），提出“全面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到2020年，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地下综合管廊并投入运营”、“明确入廊要求、实行有偿使用”。
3.2015年11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5〕2754号），提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原则上应由管廊建设运营单位与入廊管线单位协商确定”、“对暂不具备供需双方协商定价条件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可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4.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凡建有地下综合管廊的区域，各类管线必须全部入廊，管廊以外区域不得新建管线。管廊实行有偿使用，建立合理的收费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和运营地下综合管廊”。
5.2016年5月2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能源局提出了《关于推进电力管线纳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意见》（建城〔2016〕98号），“鼓励电网企业参与投资建设运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共同做好电力管线入廊工作”。
6.2015年，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确定了包头等十个城市为国家第一批综合管廊试点城市。2016年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了国家第二批综合管廊试点城市名单，规定了国家将对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给予专项资金补助。
（二）国内综合管廊发展
1.北京：1958年采用明挖法在天安门广场下修建了国内第一条综合管廊，长1km，宽4.0m，高3m，埋深7~8m，收容电力、电信、暖气等管线。2012年昌平未来科技城率先在国内实施了明挖法与暗挖法相结合的国内最大跨度的4舱综合管廊，净跨达18m。近几年，又陆续建设了中关村西区综合管廊、北京商务中心区（CBD）综合管廊、奥体文化商务园区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办公区核心区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大断面的地下三层（局部四层）综合管廊。
2.上海：1994年上海浦东新区张杨路采用明挖法修建了两条宽5.9m，高2.6m，双孔各长5.6km，共11.2km的支管综合管廊，收容煤气通信、上水、电力等管线，它是我国第一条较具规模并已投入运营的综合管廊。2007年，上海世博园区为配合世博园区建设，建设一条现代化的地下市政综合管廊，尝试了世界上较为先进的预制综合管廊技术。
3.广州：广州大学城综合管廊是国内较长、影响较大、体系较完整的一条综合管沟。2003年动工，2004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管廊全长18公里。管廊内收容热力、电力、通信、给水等管线。
4.昆明：2003年，昆明市成立昆明城市管网设施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专门建设管理运营地下综合管廊的投资建设公司。先后建设彩云路、广福路综合管廊，两条主干线总长度约38km，2007年建成。管廊内容纳了通信、电力、给水等管线。
5.珠海：2009年，珠海横琴新区与中冶公司合作，开展投资20亿元的横琴综合管廊项目，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一次性投资最高、建设里程最长、覆盖面积最广、体系最完善的综合管廊，2011年已正式投入使用。综合管廊容纳了电力、通讯、给水、中水、供冷、供热及垃圾真空系统等7种市政管线。
（三）国内综合管廊特点
1.国内综合管廊建设投资形式
（1）政府主导国有企业投资或政府直接投资模式：
政府主导建设，投资主体为国有公司，建设资金来源主要为企业自筹、银行贷款等。如北京中关村西区、北京商务中心区（CBD）、北京城市副中心办公区核心区地下综合管廊等。
地方政府直接投资，落实建设主体实施建设。如上海张杨路、上海世博园区、广州大学城综合管廊等。
（2）社会资本投资模式：
投资主体为社会资本，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支持，不提供资金和财政担保。政府授权特许经营期或建成后统一回购（BT）。如昆明彩云路、珠海横琴综合管廊等
（3）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项目公司负责综合管廊的建设及运营，特许经营期满后，交移政府主管部门。如六盘水市地下综合管廊。
2.国内综合管廊结构形式
综合管廊结构形式大多为矩形结构和圆形结构，一般是根据纳入的市政管线种类、数量、施工方法、地下空间情况和当地的经济情况等进行设计。
（1）矩形结构
矩形断面的优点是建设成本低、利用率高、保养维修操作和空间结构分割容易、管线敷设方便，一般适用于新开发区、新建道路等空旷的区域。
（2）马蹄形结构
马蹄形断面常用于暗挖法施工，适用于城市或山岭地区等不适宜采用明挖法施工的区域。优点：安全性高、适应性强，采用暗挖施工占地少，基本不受地面交通、地上建（构）筑物、季节、气候等条件影响。缺点：比矩形断面的利用率低，建设成本较高。
（3）圆形结构
一般用于支线型市政综合管廊和缆线型市政综合管廊。优点是可以在繁华城区的主干道和穿过地铁、河流等障碍时采用盾构掘进的施工方法进行施工，这样可以减少对人们日常生活和交通的影响，保护了市容环境；缺点是比矩形断面的利用率低，建设成本较高，而且容易产生不同市政管线之间的空间干扰，增加了工程造价成本和各管线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
3.国内综合管廊施工技术
综合管廊主要施工技术如下表所示：
|
名称 |
特点 |
施工要求 |
适合地区 |
工程造价 |
|
明挖现浇法 |
大面积破坏路面 |
需临时维护及必要的排水措施 |
城市新区、与其它市政工程整合建设 |
相对较低 |
|
明挖预制法 |
减少基坑暴露时间，减少施工工期 |
需较大规模预制厂及大吨位运输起吊设备 |
城市新区、高科技现代化工业园区 |
相对较高 |
|
浅埋暗挖法 |
不需破坏路面 |
软弱围岩需超前支护 |
城市中心区 |
与围岩条件相关 |
|
盾构法 |
机械化程度高、有效控制地层变形 |
需盾构设备 |
城市中心区、穿越江河 |
较明挖法高 |
|
顶管法 |
不适合长距离掘进，主要用于软土地层 |
需顶管设备、工作井较多 |
主要用于软土地区，不适合城市干线共同沟 |
较高 |
|
预制装配法 |
控制地表沉降效果好 |
需要预切槽设备 |
软弱地层 |
与浅埋暗挖法相当 |
|
钢结构施工法 |
基础采用砂砾或碎石换填压实 |
需用工厂化生产，现场安装 |
城市地下公共空间 |
相对较低 |
4.国内综合管廊运营管理
（1）运维管理模式
在管廊建成以后的运维管理方面，我国目前主要可分为三种模式：
a业主自管
业主（指综合管廊管理机构或投资建设公司）自行组建全方位管理单位，设置综合管理、财务收费、管线管理、日常运行、维修养护等多个管理部门和作业班组，配备较多管理、技术、财务、监控、值班、巡视、作业人员和各种车辆设备。业主既是产权方、也是运营养护方，享受管廊收益并承担管理成本。
b分项委托（有限度的管养分离）
业主自行组建小型管理单位，设置综合管理、管线管理、质量控制、养护技术等部门，配备管理、技术和财务人员和少量作业人员，将收费、管线、值班、巡视、养护、维修、检测等业务的其中一项或多项分别委托或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委托给各专业队伍，由专业队伍选派现场人员、配备相关设备为业主服务。业主是产权方、管理方，负责制定规则和分项监管；专业队伍是运营养护方，对业主负责。业主享受管廊收益，为委托的服务付费。
c全面委托（管养完全分离）
业主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所有现场业务全权委托给一家专业的公司，自己只选派一名业主代表或一个代表小组行使业主的监管权。专业公司负责组建常驻式管理机构，选派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管理、技术、作业人员，配备所有管养机具设备，制定管理流程和技术方案。业主是产权方、管理方，负责制定规则和监管考核；专业公司是运营养护方，对业主负责。业主享受管廊收益，并为委托的服务付费。
（2）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收费模式
国内对于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收费进行了一些探索，目前已经进入运营管理阶段的综合管廊项目收费模式分为以下几类：
a.政府主管部门收费
上海大学城地下综合管廊、世博园综合管廊项目，其运营管理收费模式为政府收费然后返还给物业公司，即政府建政府管。苏州月亮湾综合管廊项目，政府主管部门为管廊的运营提供服务，直接收取服务费。
佛山新城综合管廊项目，其运营管理收费模式为管线的入廊费取直埋成本的120%，经物价部门核定，长期管理费由管线权属单位按管线所占空间按比例分摊，由财政部门收缴后拨付给管理单位。
b.管廊建设管理单位收费或委托运维管理单位收费
广州大学城综合管廊项目，其运营管理收费模式为投资公司与各管线单位签订管理公约和租用合同，同时按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向各管线单位收取入廊费和日常维护费。
北京未来科技城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其运营管理收费模式为建设资金和运营费用由科技城负责。
南京鸿宇市政弱电共同沟项目，采取特许经营模式，政府授予投资商一定期限内的收费权，由投资商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以及后期运营管理工作，政府不出资。具体收费标准由政府在考虑投资人合理收益率和管线单位承受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土地补偿或其他政策倾斜等方式给予投资运营商一定补偿，使运营商实现合理的收益。
厦门综合管廊项目，其运营管理收费模式为管廊管理单位负责向各管线单位提供进入管廊使用及管廊日常维护管理服务，并收取管廊使用费和管廊日常维护管理费。
昆明市彩云路、广福路综合管廊项目，其运营管理收费模式为政府授权特许经营期50年，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支持，不提供资金和财政担保。公司采用市场化运营、物业化管理。
c.主管部门和入廊管线单位共同承担费用
台湾借鉴了日本的收费模式和管理经验。台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是由主管机关和管线单位共同出资建设的，其中主管机关承担1/3的建设费用，管线单位承担2/3，其中各管线单位以各自所占用的空间以及传统埋设成本为基础，分摊建设费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维护费用分摊由管线单位于建设完工后的第二年起平均分摊管理维护费用的1/3，另2/3由主管机关协调管线单位依使用时间或次数等比例分摊。
台湾还成立了公共建设管线基金，用于办理共同沟及多种电线电缆地下化共管工程的需要。
四、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目前，综合管廊运营管理研究在国内属于刚刚起步状态，相应的管理体制、技术标准、验收规范等尚不完善，缺乏统一标准指导。
（二）综合管廊建设缺少上位规划
各地普遍没有将城市综合管廊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管理范畴，综合管廊的建设缺少上位规划依据。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面临建设发展需求旺盛，但系统性不足，现状利用基本情况不清，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制定落后于城市建设发展情况。
（三）管线入廊难、协调难度大
管线单位对于是否入廊积极性不高，已建成的管廊容纳管线不多。由于缺乏法律法规管理依据，专业管线管理单位较为强势，综合管廊规划建设过程中协调难度大。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原有管理格局的影响；对管廊有偿使用的顾虑；对管廊安全性的担忧；管廊未形成网络覆盖；需求变化。
（四）产权归属问题，亟需政策指导
目前国内综合管廊建设大部分都是由政府全额投入，但也存在其他（如PPP模式、BT模式）建设投资模式。由于没有将综合管廊的特征属性明确，导致在综合管廊投资建设和后期管理方面出现了诸多争论。
目前我国对地下空间利用包括综合管廊的建设缺少法律或法规规范方面的界定，如地下空间权属，管线入廊，费用分摊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建成后由哪个部门接收管理，管理的界面如何确定等问题有待解决，亟需政策指导。
（五）收费政策不明确、运营管理收费难
通过调研国内已经开始运营的综合管廊项目，普遍存在运营管理收费难的问题。国家虽然发文确立了管理有偿使用原则，但没有明确管廊有偿使用费收费标准。各个较早开始综合管廊建设的城市也普遍未明确本地区的管廊有偿使用费收费标准。运营单位收取管廊有偿使用费没有依据，管线单位拒不缴纳，财政部门无法审核运营成本。政府在有偿使用问题上的定位，政府该不该补贴，如何收费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结论。目前大部分管廊都是由政府全额投入，初始建设费用可以纳入到道路建设资金，每年产生的管理费用，会对接收单位带来较重的负担。根据国内的实践，部分建设费用和日常管理费用应由管线单位承担，由于各类管线分属不同主管部门，收费难度大。
五、措施及建议
（一）尽快完善综合管廊建设管理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
国外成熟经验为立法优先，整体规划，明确专门管理部门，统一规范管理与运作，综合管廊建设管理有较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保障。我国需尽快研究并完善综合管廊前期规划、投资决策、建设实施及管理运营全过程的法律法规；协调其他法律与管廊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实现法规的合理衔接。
（二）统筹规划协调综合管廊建设
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遵循“规划先行、适度超前、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原则，制定综合管廊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维、收费等一系列完整的政策、标准和办法，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综合管廊，充分发挥综合管廊的综合效益。同时，加强对综合管廊建设规模的管理，集约利用地下空间，统筹规划综合管廊内部空间，协调综合管廊与其它地下管线和设施的关系，实现综合管廊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三）建立市场化运作、物业化管理的运营管理模式
国家应尽快建立市场化运作、物业化管理的运营管理模式，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管廊建设运营单位委托专业的管廊运营管理公司负责综合管廊本体及附属设施运营维护，入廊管线单位负责所属管线设施的检修、维护。管廊运营管理公司作为运营管理主体，与入廊管线单位签订入廊协议，两者配合做好突发事件的处置和应急管理。
（四）政府应尽快出台运营维护实施细则
为保障综合管廊正常运营，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制度及实施细则，明确运营管理主管部门、收费主体和收费标准，管廊建设运营单位对入廊管线单位收取入廊费和日常维护费。
雄安新区是一张白纸，我们能画出最美丽的图画。希望在雄安新区建设规划时，认真研究综合管廊建设问题，不仅解决多年未解决的城市病，而且会整体提升今后城市管理水平。另外，在规划时，更可以与地铁、商场、停车场等城市需要的功能建设相结合，使城市建设达到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18:22:17 ]
尊敬各位领导、各位参事上午好！我今天演讲分为三个方面：世界级城市群中国战略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信息化创新拓展数字经济。
一、世界级城市群中国战略布局
京津冀整体定位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
什么叫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一般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城市群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
下面我介绍一下世界级城市群,请看PPT。它们是中国京津冀城市群、中国长三角城市群、美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美加五大湖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就GDP来讲，京津冀占全国11%，人均GDP也不到1万美元，而人均GDP最高是英国，英国中南部城市群大概在68000美元，所以京津要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应该有一定的距离。
下面我们看一下近年来世界级城市群创新指数比较。（PPT）在京津冀里面的211院校，北京有26所，天津有4所，河北1所。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所谓独角兽企业是市值可以达到10亿美元的，北京有40个，河北和天津都没有。国家级企业孵化器数量，北京37个、天津30个，河北有13个。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占比上，北京占35.1%，天津只占3.5%，河北只占了0.4%。在研发支出在全国占比上，北京将近占全国研发支出10%，天津占3.5%，河北占了2.4%。在科技型企业数量上，北京39万、天津8.2万，河北有2.9万。在京津冀城市群里，差异还是很大的。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里面，首都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所谓北京的“一核”指首都功能核心区，是北京政治中心的主要支撑区，还负有辐射带动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发展的重任。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定位：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意义：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1992-2017年国家共批准设立19个国家级新区。我比较了上海浦东和天津，天津GDP一半以上由滨海新区产出，上海浦东新区的GDP占上海1.79%，天津滨海新区人均GDP达到33.4万元，上海可以达到15.87万元，浦东新区GDP是上海的7.84倍，滨海新区的GDP是天津市2.24倍。新区对经济拉动是非常重要的。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一）京津冀经济基本数据。京津冀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出口、消费、投资。北京是消费为主的，天津是投资为主的，河北出口是负的，投资也高于60%。但是投资效益怎么样呢？从PPT上看，北京的投资效率是河北的将近3倍，天津是河北的1.8倍左右，所以从投资效益来讲，河北并不好，大概跟产业结构有关，三产的投资效果效果高一些。
（二）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面临挑战。科技与产业方面——河北的产业结构偏重，京津冀产业虽有差异化单缺互补性，三地产业彼此未能形成上下游的配套关系，北京产业配套与科技成果转化往往舍近求远，北京科技成果55%到珠三角和长三角转化，仅有5%转移到津冀。
人才方面——昆山及苏南的项目及人才从上海受益，东莞和惠州的项目及人才受惠于深圳，而北京科技人才向津冀辐射不足，河北人才被京津虹吸。
交通方面——京津冀三地区间多段断头路。
环保方面——大气污染严重超标，需要协同治理。
资源承载力方面——京津冀严重缺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的1/9。
社会公共服务方面——教育与医疗等资源分布很不均衡。
区内大城市病与周边贫困带并存，空间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大。
当然并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光是挑战，也有很好的机遇。
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乡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互相融合、协同发展。
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
所以要推进京津冀发展，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户部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
三、信息化创新拓展数字经济
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电动车与汽车及车联网产业
北京市把汽车作为支柱产业，天津汽车也是支柱产业，河北最近现代工厂搬到沧州，河北也要发展汽车产业，我们忽略汽车本身也是电子产品，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中国汽车保有量近2亿辆，但汽车产业除了汽车本身外，还有汽车电子和车联网产业，在中国也是万亿元级的市场。
汽车电子是车联网和无人驾驶的基础，2016年中国汽车电子市场规模5210亿元，但依赖进口。
京津冀不要简单发展汽车产业，要聚焦在汽车电子和车联网的产业。这是一个新的增长极。
中国车联网市场到2020年还将增加3600亿元，聚估计到2022年网联车将占全球新增车25%，发展联网车及汽车电子产业既是新的经济增长极，也是国家安全的保证！
另外，智能制造软件与CPS（信息物理系统）及云计算产业也有很好的趋势。现在所有的系统上都有软件，高铁有软件、汽车上有软件等等。我们通过信息物理系统把工厂向数字化转型改进。这实际上是一个云服务的架构，公共软件可以收集生产过程数据，支撑生产运行精细化管理。
目前国际上企业信息化的投资平均占营业收入的4%，工控软件可占其中的30%，对我国这是一个年万亿元规模的产业。
另外，生产性服务业值得注意。包括产品设计、制造加工、运营维修、物流供应、售后服务等。
IBM——近年收购云计算与管理软件公司，推出大数据分析平台，生产性服务业收入已占70%。GE——在飞机引擎上装传感器，精确检测飞机运行状况。目前GE物理产品的销售仅占收入30%，而保养服务占总收入70%，主要利润在服务，GE现已成为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波音公司设计与生产飞机需要使用8000多种软件，但仅1/8可外购，波音也是软件公司！
未来产品价值变化的三大趋势，硬件制造的价值体现在软件；网络连接的价值转向云；商业模式从产品转项服务！
我们看看服务业的比例。2016年服务业占比——全国为51%，北京81.9%，上海70.8%，深圳61.1%，杭州60.6%，广州60%，天津54%，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41.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果到2020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升到25%，即增加10个百分点，就可以带来12万亿元的增长空间，新增就业2500万人以上。
传统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中国为18%，美国10%，日本8%。我国企业物流占生产成本比重高大30%—40%，而美国只有10%—15%。
下面看看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将带动产业发展。
人工智能具有变革我们生活、工作、学习。Gartner公司预计未来十年几乎每一应用都将含一定的AI。DIC公司预计到2019年30%的数字转型由AI来支持。瑞银公司预测：2020年全球AI市场可达1800亿美元。
另外，创意产业，这实际上对京津冀有大量的原产，包括雄安可以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包括工业设计、城市设计，未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新的产业增长。
网络安全产业也是值得京津冀考虑。通常信息化建设中安全投入的比例会占到15%，因此我国工业互联网和智慧城市等网络安全产业市场年规模将达千亿元。
最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期我国重大战略之一，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是重大重要战略支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先手棋。
践行新发展理念，建成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打造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使命。谢谢大家！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17:18:21 ]
三年多来，无论在组织架构、区域规划实施，还是在推进交通互连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控、产业对接协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领域一体化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协同发展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及协同创新的力度上，在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上，在公共平台建设上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推动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大京津冀协同建设力度，积极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首先以创新思维方式，调整重组区域功能，创新合作模式与利益分享机制，实现“三地”良性互动、一体发展。要把城市工作置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研究和推动，加快形成与协同建设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空间结构、功能布局、产业布局、基础设施体系、交通枢纽、生态环境，着力增强区域吸引辐射功能，提升城市群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水平。目前，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建设水平，相对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起步晚，差距大，必须以提升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为目标，加大协同建设的力度，实现“1+1+1>3”的效果。主要解决好四个问题：
一是完善对接京津冀城市群规划。充分发挥规划引领管控作用，全面优化城市布局和搞好规划修编，使之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要紧紧围绕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用全域思维审视城市总体规划、土地规划修编，对接融入京津冀“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区域空间格局。强化规划执法，维护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统一性，切实做到“一张蓝图干到底”。
二是提升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功能。三地的主要节点城市要积极对标自己在世界级城市群的功能，研究发展路径，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在整体目标下重新审视城市发展功能，进一步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切实改变各自为政、缺乏实质性协同的现状，从世界级城市群的整体布局出发，相互合作，相互依托，紧密融合，实现协同提升发展。
三是创新协同建设的体制机制。打破区域协同建设的壁垒，突出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性，打造产业链,着力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建立产业转移协作利益共享机制，构建法治化的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协商机制。特别是要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改革，促进要素资源充分自由地流动，实现最优配置。充分发挥法治调节作用，依法推进相关政策措施落地，这是实现京津冀整体发展的关键。
四是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实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只靠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调动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积极性，激发市场的巨大力量。政府要做的是，构建一个激励相容的和谐发展环境，使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够在参与中受益，在参与中发展壮大，从而调动吸引更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形成多方多元建设的合力。
二、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力度，不断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推动协同发展，根本在于创新。京津冀最大的资源是创新，最大的优势也是创新。只有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放大和激活创新源动力，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跨越，从而形成引领全国、辐射周边的创新发展战略高地。多年来，我国北方地区发展出现结构性瓶颈，增长乏力。京津冀作为北方最核心的发展区域，在环渤海和北方地区发展上起着重要带动引领作用。京津冀地区基础雄厚，支点多，支撑强，各主要城市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借助科技、人才等要素资源优势，全力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实力和水平，让协同创新成为京津冀发展的基因，构筑协同创新高地和北方经济发展高地，为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一是大力提升智能制造水平。着力培育研发制造能力强大、占据产业链高端、辐射带动作用显著的“大智能”创新体系，提升制造业的效率和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北京是创新资源的首善之区，尽快形成以北京为龙头、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京津冀协同创新集群。以研发转化为先导，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创新成果最大限度在津、冀孵化并产业化，形成研发—转化—产品高端制造产业链条，打造“京津冀科技新干线”。
二是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应共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要以智能改造、绿色改造为重点，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推动高耗能行业节能改造。要积极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改造传统企业，提升企业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开发新产品，拓展市场空间。各城市要根据目标定位和发展功能，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改变单打独斗的状态，把相互雷同的传统产业提升为各具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强化京津冀产业功能互补与合作。
三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发展相对滞后、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提升发展的空间非常大。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农业、工业等产业的多个环节，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显著等特点，是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京津冀地区要积极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使之与现代物流、现代金融、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跨界融合，提升制造业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在物联网、5G通信、智能制造、电动汽车、芯片等领域，构建联合攻关、自主创新的合作平台，促进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发展。
三、加大京津冀信用协同力度，加快推进诚信共用共享一体化
京津冀在推进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信用平台建设的滞后，既制约了新产业新金融的快速发展，又影响了京津冀城市群与世界级城市群的对接。京津冀应率先建成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互平台，整合政府部门及有关行业掌握的企业数据信息，明确行业的信用体系建设主体作用，规范行业信用评级，避免重复评价，杜绝虚假评价。制定行业信用评价结果互认制度，建立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及企业信用信息披露机制，完善个人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与信用修复机制，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形成涵盖企业（个人）工商管理、金融信贷、税收缴纳、社保缴费、合同履约、产品质量、招标投标、服务承诺、安全环保等信用信息的企业信用档案，使银行、工商、司法、税务、环保、社保、建设、铁路、航空等部门的信用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在整合共享大平台的过程中应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平台的公信度要高。信用建设首先要确保真实可靠，评级单位要过硬，公平公正，防止信用评价跑偏，杜绝诚信认证的乱象。通过立法确保个人信用信息及共享的安全，约束相关单位及个人的失信行为，促进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从而更好体现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价值。
二是探索市场化运作机制。包括引入第三方数据服务机构成为共享平台的会员，向数据使用方收取一定的费用等等。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参与各方的利益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参与机构的客户资源和商业机密。
三是制定好信用标准。包括信息上报、传输以及共享信息展示的标准，还包括违约的定义，以便编制行业“失信名单”、“警示名单”，用以提示高风险客户。要按照统一的框构，与各征信系统及征信市场各数据库之间建立稳定的信息共享渠道，促进征信行业整体运营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
四是进一步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工商、税务、公安、海关等政府机构的数据要互联互通，实现共享，进一步丰富数据来源，制定数据共享标准，加大违约成本，强化社会诚信意识。
五是加强诚信的宣传教育。大力普及信用知识，落实公民诚信守则。强化相关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对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识。加大校园的诚信教育力度，做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到成人教育全覆盖。广泛宣传诚信正反两方面典型，褒奖守信，惩戒失信。在全社会营造人无信不立、企无信不兴，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谢谢大家！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17:20:17 ]
太行山、燕山环抱京津，呈扇形分布于京津的东北部、北部和西部、西南部，是京津冀的生态屏障、水源地和绿色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弘扬“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复制和推广塞罕坝经验，加大环京津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努力达到“治山、养山、用山、富民”的目标，把环京津山区建设成京津冀生态的绿色屏障，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
一、加快环京津山区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加快环京津山区发展，是构筑京津冀生态屏障的根本举措。
环京津山区承担着保障京津冀生态安全的主要任务。一方面，由于该区域受行政区划分割、特定生态功能要求和行政化的资源分配机制等影响，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另一方面，由于落后贫困，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生存发展与保护生态的矛盾突出。传统农业施肥及种植方式，对农产品的污染程度远远大于工业直接污染。只有实行积极有效的生态产业发展战略，帮助和引导山区群众真正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生态恶化趋势，确保环京津冀生态安全。
（二）加快环京津山区发展，是消除环京津贫困带的迫切需要。
在河北52个国家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环京津山区有30个县（区），这些地区与京津郊县比邻而居，但贫富差距悬殊。近十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仅为京津郊县平均水平的29%、17%、3.3%。在繁华的京津周边，分布着数百万贫困人口，极易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加大对山区贫困带的帮扶力度，促进其与京津地区的协调发展，才能把环京津山区建成繁荣稳定的和谐区域。
（三）加快环京津山区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
环京津山区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阜平、平山等地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党和国家对革命老区的发展非常关注，从多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但囿于区位的局限性，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还相对缓慢。建设好、发展好环京津山区，切实改变落后面貌，尽快使人民群众走上富裕之路，有利于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四）加快环京津山区发展，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
京津冀地区正在加速崛起，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环京津山区是我国北方连接东西南北的重要节点，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潜力。加快环京津山区建设，加强山区资源综合开发与科学利用，对于推动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加快环京津山区发展有良好的基础
环京津山区自然资源丰富。河北有近400万公顷未利用的土地，主要分布在环京津山区，可为京津冀生产生活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拥有高等植物2100余种、野生动物200余种、昆虫2000余种，是河北最为丰富的种质资源和物种基因库。河北山区特别是深山区环境优良，草场资源丰富，共有草场约400多万公顷，年产饲草1500万吨，发展养殖业潜力巨大，建设面向京津市场的肉、蛋、奶绿色食品基地条件优越。环京津山区有林地面积347万公顷，其中果树面积41.7万公顷，果品产值占林业产值的46.6%。目前，已发现各类矿产153种，查明资源储量的122种，储量居全国前5位的有39种、6至10位的有17种，其中铁矿、煤炭、金矿、钼矿、水泥用灰岩等固体矿产90%以上分布在环京津山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环京津山区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民科技素质逐步提高，为加快环京津山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三、环京津山区发展面临的困难
一是基础设施落后。环京津山区公路网密度远低于京津和河北的平原县,尚有部分县（市）不通高速，部分与首都接壤的县（市）相接道路等级不高。电力保障、信息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也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是贫困问题突出。环京津山区面积大，深山区、偏僻山区、传统种植业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三是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环京津山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3人，是全国山区平均水平的2.6倍，人口压力大，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整体绿化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湿地面积急剧萎缩等生态问题仍比较突出。
四是人才与技术缺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山区大量高素质人才走出大山，走向城市，人才外流、劳力外流现象严重。扎根山区一线的科技人员，尤其是高层次科技人才还很少。新技术、新成果推广转化较慢。
四、加快环京津山区发展的建议
1.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加快环京津山区生态工程建设的步伐。实施以造林绿化为主的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统筹推进城乡绿化，高标准完成太行山和燕山绿化、“三北”防护林、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湿地保护与恢复、水资源保护、流域综合治理、矿山生态恢复和资源综合利用、垃圾和污水集中处理等重点生态工程项目，培育发展生态工程管护服务业，充分发挥生态工程经济效益。
2.加速实现山区景观再造。以京津周边地区、旅游景点和森林公园为重点，通过山区生态重建与科技示范，把环京津山区建成四季常绿的“北方江南”景色，打造成环京津生态花园；以长城等旅游景区和山前地区为依托，大力发展风景林、生态经济林，打造贯穿太行山、燕山的生态风景线。以绿化、美化、多彩化为目标，利用现代科技，培育筛选北方常绿植物，发展四季果业，使环京津山区高等级公路沿线成为四季常绿的样板景观带。
3.运用现代技术搞好生态恢复。采取重点板块高效治理与恢复封育相结合的措施，选择适宜的植物材料和配置模式进行植被修复，合理布设水土保持工程蓄水保土。逐步消除废弃矿区对生态系统、自然景观和周围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尽快形成有利于矿山生态修复的替代产业，增加农民收入。
4.加快流域综合治理。建立健全地表水源三级保护区，严格按标准和要求进行管理。加强对水库周边和上游地区的污染治理力度，控制水库汇流区污染物排放总量。优先安排水库上游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造林绿化、污染治理等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加强重要水库上游地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大对水库上游地区生态扶贫开发力度，发展生态农业和无污染加工工业。
5.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加快山区高等级公路、铁路、民航机场建设，构筑与环京津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城镇布局、资源开发相协调，规模适当、布局合理、层次清晰与京津联通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县半小时上高速公路、乡及重点景区通等级公路、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继续改善水利、教育、文化、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
6.基本消除贫困带现象。大力推进科技进山、富山和护山进程，加大生态扶贫开发力度，搞好生态移民、扶贫移民工作，控制贫困性生态问题的发展。加强对贫困区域人口技能素质培训，将环京津山区建成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现代科技开发基地、劳动力供应基地。
7.打造高水平旅游休闲带。加快度假、休闲、健身、会展培训等休闲产业的发展，延长服务链、产业链和经济链，提高环京津休闲旅游带的消费拉动力、市场影响力和产业带动力，将休闲旅游业发展成为河北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龙头产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导产业。
8.加快革命老区发展步伐。加快发展革命老区，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要建立落实严格的帮扶责任制，采取具较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改善老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老区人民生活水平，解决老区人民的实际困难，促进老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9.促进社会事业较大进步。充分利用城市智力资源、资金资源、市场资源，统筹城市与山区的发展，促进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技、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全面进步。乡镇宜重点建立健全中心文化站、敬老院、职业教育培训所，基本实现“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劳有所作，闲有所乐”。提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10.创新引入京津力量参与河北山区生态开发。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下，依托京津这两个超大体量级消费需求集群，太行山、燕山山区生态资源的开发价值必将倍增式提升。鉴于两山服务京津、京津滋养两山的这种内在联系，因此，河北山区生态开发离不开京津支持。初步建议，一应重点以对接京津投资主体偏好为原则，对两山生态资源摸清底数、特色分类、因地规划，推行专门的“定制式”招商引资政策，鼓励京津市场主体进驻两山开发庄园式、文旅型山区生态经济模式，开办高科技加工、绿色物流等特色经济板块，逐步开发京津农副产品、文化旅游、养生养老等消费市场，最终帮助河北实现用市场化手段振兴山区目标。二应创新山区开发“飞地政策”，对京津感兴趣的山区生态资源地实行共管共营或独立开发。三应借鉴公益慈善模式，对山区特殊生态资源如古树、奇石、小粮种作物等，探索实行京津“认养”方式，调动京津公众参与河北两山生态开发的积极性、能动性和持久性，为山区生态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社会支撑力。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17:22:45 ]
京津冀从协同发展到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演变，有它内在的规律，也有决策者顶层设计的考虑。主要内容：一是新时期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呈现哪些新特点；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与一体化建设；三是京津冀迈向一体化需要继续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新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思路的特点：
1. 区域战略更加强调要一张蓝图干到底。
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大家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绩，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一思想在十三五规划中也同样有突出的体现。
一张蓝图是总纲，这张蓝图在宏观上就是“两个百年目标”；在中观角度看，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区域战略本身而言，国家十三五规划第37章题目就是“深入实施总体战略”，文中的 表述是“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其后，又继续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可见，新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格外强调决策要科学，一旦做出决定之后，要“一张蓝图干到底”，这张蓝图的基本含义就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在坚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思路下，重点抓住“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三个关键，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此时，总目标和总要求都明显强化了体制机制因素，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和环境承载力等非经济指标。
2、区域战略更加强调完善跨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
完善跨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传统上基本以行政区划为战略规划单元，比较成功的案例大都如此。
3. 区域战略更加突出绿色环保生态优先为前提。
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统一市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这是已经明确的方向和重点，要用“快思维”做“加法”，而科学利用水资源，优化产业布局统筹港口口岸线资源和统一安排一些重大投资项目，如果一是看不透，或者认识不统一，则要用“慢思维”，有时要做“减法”，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列出负面清单。
现在全国环保督察组定期都会公布对各地的环保督查情况和整改情况，区域发展规划中，绿色环保已经是基础和前提。
4. 区域发展域战略更加强调创新引领的基本要求。
2017年公布的河北省雄安新区重大决策，既是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也是创新引领的重头大戏。在新形势下，创新反复被强调，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到“创新驱动引领区”，创新从宏观思路正逐渐成为区域发展战略和国家区域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可或缺的发展指标。就区域政策而言，创新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对一个区域的影响和带动作用，还要看这些创新模式和路径，能否被学习和复制，此时的创新引领示范，就不能是政策倾斜优惠的结果，而必须是内生增长，创新驱动带来的发展成就。
5. 区域发展战略更加强调开放共享的时代特征。
共享的前提是共建，共建的基础是开放，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出后的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到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等区域政策，都坚持了一点，这就是开放和共享。共享理念是归纳性和包容性最大的理念，创新理念的落实需要众创众享，协调发展需要相互包容共同努力，绿色发展需要区域树立一盘棋思想，开放本身就意味着要和其他利益群体共享发展成果，因此，共享是时代特征，区域发展战略不能不注意和反映这一要求。目前京津冀区域发展非常强调开放共享。共建共享在雄安新区形成机制之后，对全国区域发展模式都将是一个重要示范。出台雄安新区建设方案，可以明显发现，雄安新区不仅仅是高起点，高水平，更加突出的是大胸怀和大目标。雄安新区发展明显体现出与北京市共建共享的特征。在北京的城市发展规划中，雄安新区被形容为和北京通州区城市副中心共同构成北京市的两翼，雄安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疏解地，雄安的建设中两地已经达成协议，河北省和北京市相关投资税收共享，一切都表明，突破地域局限和行政壁垒，共建共享是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一大利器。今后，开放共享必将成为新形势下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成为国家区域政策的一个基本要求。
6. 消除贫困成为区域发展战略标志性的指标。
区别于以往的区域发展战略，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战略突出在三个角度：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涉及国内18个省市自治区，京津冀涉及3个省市，长江经济带涉及11省市。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看，在京津周边存在的贫困带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大障碍。
2005年，针对在京津周边存在着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共计26个，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6个的现状，河北省提出“环京津贫困带”概念。所以，京津冀三地共同努力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过程中，在2020年前，首先要解决好区域内贫困地区脱贫问题，其次才能继续向2030年基本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努力。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与一体化建设。
从协同发展到京津冀逐步一体化。从协同发展到世界级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逻辑前提是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保持不变，因此，协同发展暂时不必考虑区划调整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世界级城市群，这个世界级城市群不应当是国际上现有著名城市群的简单复制，而应当具有中国特色和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示范功能。这个世界级城市群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进程中，需要发挥接续、引领、示范作用。在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进程中，存在着初始把重点放在协调和协同，再逐步把重点转向一体化建设的过程，这是客观发展趋势。
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发展思路是一致的，但是联系密切程度有区别，相互融合程度有区别，协同范围有区别，最终结果是有不确定性（终极一体化和协同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前提是明确区分各自地位和权益，不排除共建共享；一体化的基础是独立个体放弃部分固有权力或权益，追求相互融合、共建共享；一体化的起步阶段要有一个协同发展纲领、一个权威的区域规划机构，一个常设的执行协调机构、一个从经济发展到社会治理各个方面不断深度融合的坚定共识、有一个从交通、民生保障等方面逐步推进的详细规划。一体化的高级阶段，经济联系深度融合、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社会保障水平差异缩小、一体化范围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少数地缘相连、人员相亲、文化一脉、相互依存度高的区域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统一行政区划。
世界级城市群。世界级城市群有两点不可回避，一个是城市群，二是世界级。城市群也经常被称为城市带，也有称之为都市圈。三者常被作为同一语或近义词加以使用。
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京津冀地区要逐步建设成为以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要成为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成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同时也要成为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的示范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按照“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构建以重要城市为支点，以战略性功能区平台为载体，以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为纽带的网络型空间格局。规划纲要中“一核”即指北京。把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双城”是指北京、天津两大城市，京津的同城化发展是方向，同城化的目的是今后可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引擎，共同发挥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三轴”指的是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个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他们将构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体框架。“四区”分别是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每个功能区都有明确的空间范围和发展重点。“多节点”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这些城市重点是要提高其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使之能够成为整个城市群的群星闪烁之地。
实际发展证明，今后可能会形成“一核、双城、四轴、四区、多结点”的空间格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第44条明确“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实现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比翼齐飞。
三、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需要继续关注的几个问题
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实现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比翼齐飞。全力支持央属高校、医院向雄安新区疏解。支持市属学校、医院到雄安新区合作办学、办医联体。支持部分在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向雄安新区有序转移，在雄安新区合作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借助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契机，共建京张文化体育旅游带。加强交界地区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防止城镇连片开发。
1、探索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多样化渠道。
2、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涵盖面。
3、增加文化互动砥砺前行的影响力。
4、创新社会治理思路保证基本原则的一致性。
5、保证生态环保政策力度一致性和权威性。
6、限时消除区域内贫困带刻不容缓。
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18:30:04 ]
国务院“大气十条”实施四年多来，全国74个重点城市PM2.5浓度呈下降趋势，由72微克/立方米降至2015年的55微克/立方米，下降了23.6%，全国一次PM2.5累计减排量达到260.4万吨，预期总体能够实现“大气十条”规定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2017年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照目前执行的情况预测，北京通过坚持重点行业提标改造、产业结构调整、燃煤锅炉整治、扬尘综合整治、民用散煤清洁利用、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与油品升级、以及重污染天气应急等措施， 2015年PM2.5浓度已下降到77.5微克/立方米，其中前四项对一次PM2.5减排效果分别达87.8万吨、62.6万吨、53.1万吨和36.7万吨。预计再经过巨大努力也可以使2017年大气年均PM2.5浓度降至70微克/立方米以下，达到京津冀地区平均降低25%的目标，但由于冬季重污染问题依然突出，与周边城市浓度差异过大，要单独达到北京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目标难度极大，必须采取超常措施。
冬季将至，大气压垂直梯度变小，大气对污染物的容量变差，重污染的发生变多，冬季取暖期锅炉燃烧增加等原因，都能增加重污染天数，急需采取措施控制，为此建议：
1.北京市2016/2017年PM2.5浓度还要在2015年的基础上再下降15%， 除了要坚持上述常规措施，还要下决心：建设“无煤首都”，2017年全市燃煤量控制在800万吨以内，通过煤改电和冬季特别电价的措施，解决低排放取暖问题；重点推进北京南四区(丰台、房山、大兴、通州)污染治理，2016年底前完成污染小企业退出，基本淘汰南四区燃煤锅炉，优先启动南四区民用散煤清洁能源替代工程；控制农田秋播施肥方式，减少化学氮肥作为底肥的施用量，以易腐熟的秸秆或有机肥替代，增加土壤碳库容量； 进一步控制机动车污染排放控制能力，加强在用车辆排放监管，建立严格的高排放车监控体系，加大力度改善过路车的排放管理体系；建立完善非道路移动源，如农用机具、工程机具的大气污染排放控制体系，调查其活动水平和污染排放强度，将其纳入监管对象；科学制定并执行其它一些PM2.5主成份，如全市挥发性有机物（VOCs）、氨NH4与氮氧化物(NOx)，协同减排计划。
2.北京还要支持津冀一些城市和对口帮扶地区，实现PM2.5浓度5年超目标下降33%，甚至要达到67微克/立方米的自主强化计划，在保定、廊坊等周边地区，帮助建立工业错峰生产区，减少冬季高排放的产量； 逐步消除北京及周边地区PM2.5过大浓度差而造成的外来源排放，只有帮助津冀特别是帮助保定廊坊早日实现超目标下降至67微克/立方米以下，北京才可能实现达到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目标。
3.结合2017年国家碳交易市场机制建立，用该机制帮助帮扶地区解决冬季取暖造成的高碳、高PM2.5排放强度的问题。建议在北京及帮扶地区城乡结合部和农户区，以一定范围的面积实现用浅层地能无燃烧为建筑物智慧供暖，替代绝大部分散煤供暖及及低效供暖（据拥有该项技术知识产权的恒有源估算：实现930万平米·年的浅层地能无燃烧取暖就可以减排1万吨颗粒物，即每实现10万人年的地能供暖就可以减排1万吨颗粒物）；如无大问题，2017年可在更大面积推广，早日和周边地区一起实现供暖的低碳城镇化和可持续的大气清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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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2 17:23:27 ]
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是天津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实现中央对天津“一基地三区”城市定位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共天津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高标准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大力推动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与发展，对于推动天津市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及金融业务的持续创新，促进各类金融要素在天津市集聚运营，进一步提升对实体经济支撑作用、增强金融辐射功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天津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基础优势
近年来，天津市在加快推进金融先行先试，提升金融创新和运营服务功能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制度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服务区域金融协同发展，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创新型金融业务发展迅速。融资租赁机构数量与业务总量继续领先全国。截止2016年12月底，总部在天津的各类融资租赁公司达1185家,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突破1.9万亿元，占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服务对象已进一步拓宽至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性周转。私募股权基金高速发展。以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和船舶产业投资基金为代表的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等私募基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私募基金产业链，使得天津成为了国内基金业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外汇管理改革成果进一步显现。截止到2016年12月底，天津市全市总共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额高达3356.6亿元，同比增长7.9%。已与137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往来。共有5080余家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同比增长26.46%。
2.资本市场结构不断优化。保险市场覆盖面不断扩大，2016年保险保费收入529.49亿元，同比增长32.9%，赔付支出177.67亿元，增长27.3%。创新型金融要素市场建设成果频出，目前已经建立了包括排放权交易市场、股权交易所、渤海商品交易所、贵金属交易所、金融资产交易所和矿业权交易所等要素交易市场，引领我国区域性要素市场建设。此外，市场的交易模式不断改进以提高企业融资效率。以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为例，通过吸纳国内外资金和政府基金对科技型企业进行项目支持，促进知识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目前已经形成超过2500项项目资源库，且外省项目占比超过35%，对区域企业融资的辐射效应初显。
3.金融制度设计日趋完善。多项鼓励金融机构发展政策出台，从2006年到2016年，天津市先后出台了涉及银行、保险、外汇以及多种新金融业态的政策80余条，其中大部分都已经落实并取得了显著效果。特别是，2015年底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简称“金改30条”），涉及到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投融资便利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改革试点等多项国家战略目标，为天津金融改革创新提供政策依据。目前，“金改30条”中的30大条、69项具体措施中，超过70%的核心政策已经落地实施，剩余政策也将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落实和完善，为天津金融体系迅速扩张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当前天津金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随着金融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天津金融业在金融规模提升、金融体系完善与金融制度优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优质金融资源集聚、金融对外开放等方面与上海、北京等金融中心存在显著差别，成为了制约天津金融业进一步提升的阻碍，也将成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的重点内容。
1.金融行业集聚度相对不足。全国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仅有1家总部在天津，而北京和上海分别是4家和2家，在津的外资法人银行2家，而北京和上海分别有6家和17家；证券、期货、基金等公司总部位于天津的数量仅是北京的1/6、上海的1/9；总部设在天津的保险公司数量仅是北京的1/3、上海的1/9。
2.金融开放度有待提升。一方面，天津外资金融机构较少，截至2016年末，天津有外资银行（包括分支机构）52家，外资保险公司（包括分支机构）13家，外资消费金融公司1家，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与北京、上海等金融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虽然2016年天津市银行机构办理人民币跨境结算金额达到3356亿元，保持了稳步持续增长态势，但这一规模与北京、上海相比差距巨大，充分反映出天津在外汇管理改革、金融对外开放方面存在的不足。
3.金融人才资源相对匮乏。从金融人才的整体素质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占比不高，特别是注册金融分析师（CFA）、注册会计师（CPA）、注册金融策划师证书（CFP）等高端金融人才较少；从金融人才国际化水平看，掌握金融专业知识并熟练使用外语的金融人才少，熟识国际金融规则、惯例和业务的金融人才十分匮乏。特别是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能够了解金融运作并掌握互联网新技术、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储备不足，限制了天津在科技金融、物流金融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领域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三、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内涵界定
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深化新框架下，在金融改革创新、金融运营服务与金融区域协同方面具备全国领先、国际一流、超前引领特征的示范城市。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内涵中蕴含四个主题词。
第一个主题词，金融创新。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框架下的金融先行先试、到城市功能和支柱产业崛起中的内生金融创新、再到多重国家战略布局优势下的金融制度创新，各类金融创新不断叠加、交融、促进，使天津成为金融工具、市场、机构、业务流程创新，以及促进创新在区域中扩散的前沿和枢纽。金融创新是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核心功能。
第二个主题词，运营服务。金融运营服务，揭示出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本质。在区域协同发展的框架下，京津冀大型城市群的深度融合为金融运营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潜力，而优质的金融运营服务又服务了该区域的生产生活活动。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繁荣，将使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内崛起涵盖传统金融和新型业态的若干金融运营分中心，促进金融要素资源的集聚运营，提升金融体系的功能完备性和高效便捷性。
第三个主题词，区域协同。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各自新的功能定位得以确定。作为区域整体十二个功能定位中仅有的金融功能定位，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明确了天津在区域协同中的优势和分工，能否发挥好金融功能，直接关系到区域整体发展。要以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作为支点，率先撬动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使各类金融要素资源在京津冀更加自由流动。发挥“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复合优势，以金融业更加开放、更加严格、更为统一的标准，促进京津冀金融大市场与自贸区接轨，实现各功能定位与示范区的对接。
第四个主题词，示范引领。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示范”二字，明确天津在金融创新、运营、协同等方面要发挥示范引领的作用。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科技进步带动金融运行方式变革。场景支付、人脸识别、金融大数据，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方法植入到金融体系中去，不断提升金融活动的效率和便捷，悄然改变金融业的存在形态。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必须占领金融与科技融合的最前端，以智能化、科技化金融达成金融创新、运营、协同之初衷。立足当前，需要加速消化吸收现有金融科技成果，破解阻碍先进金融技术应用的体制机制障碍，使整个区域更加自觉地拥抱金融科技。
三、天津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发展思路，构建指标体系量化建设目标，提升示范区品牌效应。
1.理清建设思路：以集聚资源为手段，大力发展金融总部和新型金融业态；以扩大开放为途径，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促进跨区域金融功能集成，探索构建京津冀金融合作新机制；以金融制度创新和核心，积极构建与国际金融投资和业务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
2.明确建设目标：力争在2020年基本建成金融投资服务便利、货币兑换自由、金融监管高效、金融合作领先、金融科技融合、金融法制规范的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3.构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借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 INDEX）、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 CFCI）、上海金融景气指数等国内外知名指数的原理方法，运用包括统计分析、专家打分、问卷调查在内的一系列定量定性研究工具构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评价体系。通过构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力争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客观描述天津金融创新运营情况，从而间接反映天津金融业整体发展轨迹和行业景气情况，为预判金融业发展前景、衡量天津金融业定位目标的实现水平提供标准和依据，为推动天津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科学评估工具。
（二）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园区，巩固融资租赁发展优势，强化示范引领地位
1.加快建设和完善融资租赁创新示范园区机制体系。借助政府的扶持并结合租赁创新示范园区自身的自主性和创新性，加强政府在园区规划布局中的主导作用，切实提高示范区、政府、监管机构以及参与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为其提供最适合发展的优惠政策。
2.鼓励融资租赁模式与产品创新。通过对专利权、商标权、长期股权投资、应收账款等无形资产的合理定价与风险收益评估，研发通过融资租赁方式盘活企业存量资产的可能性，为抵押品不足的中小微企业以及科技型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方式，同时也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同时，充分发挥京津冀三地自身比较优势和相互的协同合作机制，积极开展融资租赁保理、融通仓、保兑仓、固定资产类融资租赁等多样化融资租赁服务，加强供应商、物流企业、融资租赁公司、银行、承租人以及保理商等多个主体之间的联系，吸引河北的产业资源和北京的金融资源在示范区内形成集聚效应。
3.积极推进中国金融租赁资产登记流转平台的建设。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市场信息分析报告制度和信息保密制度，提高租赁资产登记流转市场的透明度。同时，发展租赁资产定价、评级以及增信等中介机构，建立租赁资产流转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三）推动新金融业态发展，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模式
1.积极推动保理业务发展。一是开展保理财税管理试点，争取国家支持对试点商业保理企业提供保理融资服务视同金融商品转让。二是通过应收账款池、票据池、发债基金等形式支持商业保理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提升天津保理公司经营能力。
2.鼓励信托业务加速转型。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创新试点，通过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专项计划”双SPV（特殊目的公司）结构，实现信贷资产从银行间债券市场进入交易所市场，在此基础上探索推出土地信托，促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转。规范无形资产保护、评估、质押、登记、流转和托管的管理办法，开展知识产权和版权等资产证券化试点。积极探索巨灾保险产品、碳排放权产品证券化，研究推出巨灾债券、碳债券等创新型债权类产品。
3.加快资金结算中心建设。充分依托天津口岸优势和口岸贸易量大的特点，加快推动天津商贸物流资金结算中心建设。支持现代服务业和物流业集中集聚，发展物资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建立生产资料交易体系和生活资料销售体系，把直接交易与客户配送紧密结合起来，节约交易成本，降低物流成本。
（四）加强天津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保障机制建设，在主动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基础上提高金融资源流通自由度，优化天津金融运行环境
1.培养和引进高端金融人才。一是加快制订实施国际人才战略规划，推动建立区域联动的金融人才支持体系，加大金融行业人才安居支持力度，培养和引进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的高端金融人才；二是整合全国范围内有条件、有实力的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资源，加快建设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创新人才培训基地，同时鼓励各金融机构、研究机构设立金融博士后工作站，重点对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服务做出有针对性的研究；三是设立金融创新项目和金融创新人才奖励机制和奖励基金，成立金融创新项目和金融创新杰出人才评审委员会，开展杰出金融创新项目和杰出金融创新人才评选活动。
2.加快设立区域性金融信息平台。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在天津设立科技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服务、商业物流金融服务等业务专营中心、后援服务中心、数据中心、备份中心以及服务中心，尽快将天津建设成金融服务外包中心和创新运营服务中心；二是要完善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金融服务平台，推进信用信息的公开、共享和应用，服务经济发展，同时支持联合信用管理公司申报取得个人征信业务资质，制定出台《天津市个人信用征信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推动建设个人征信数据库；三是加快设立中国金融租赁登记流转平台和中国融资租赁资产登记流转平台，同时推动租赁公司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立统一、共享的综合信息统计分析体系，搭建“专家+管家”式综合服务平台。
3.统一金融体系运营标准和管理规则。一是探索和建立统一的市场化金融机构准入制度，争取放宽境内外机构设立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的股东资质、持股比例、业务范围等限制；二是尽快在天津市内规划一个类似北京金融街的、能够容纳现有金融机构以及未来金融机构进驻的金融核心功能区，降低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人才和业务的交流成本，提高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可能性，形成集聚效应吸引天津以外的金融机构进驻到这一区域；三是联合北京与河北的关键企业，形成上中下游的一套完整产业链，在推动开发供应链金融、航运金融、贸易融资、订单质押等创新金融产品和业务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体系，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4.健全金融监管创新协同机制。一是要加强同国家各有关部委以及各地政府的沟通联系，逐步建立健全沟通联络协调机制，整体研究、规划和指导天津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工作。二是探索金融监管权限下移，减少审批层次，积极争取上级监管部门将部分机构准入、业务创新、产品审查、高管核准等职能授权天津属地监管部门，实施靠前监管。三是建立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公司、投资公司、交易场所、融资平台、金融中 介机构等领域的监督管理，努力构建和完善金融安全区。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17:25:09 ]
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需要“七个结合”。本文从增强雄安新区承接“引力”、制定承接方案和配套政策、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精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制定差异化政绩考核标准、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等七个方面提出精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对策建议。
一、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需要“七个结合”
（一）与雄安新区“千年大计”相结合
作为北京“一体两翼”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新区既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也是首都功能拓展区，还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中的重要一极，与北京共同形成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要立足于高端高新产业培育，立足于未来长远发展，必要时可以承接部分首都核心功能。
（二）与雄安新区“四区”功能定位相结合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首要定位是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具体定位还包括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符合上述“四区”定位的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要主动承接，不符合 “四区”定位的坚决不能承接。
（三）与雄安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相结合
要立足于雄安新区现有开发强度、生态环境容量和未来开发潜力，合理确定功能分区，根据各功能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合理控制开发节奏和开发强度，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四）与雄安新区空间均衡相结合
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时，要遵循空间均衡理念，按照组团式发展要求，坚持“大分散、小集中、多中心、护绿心、密路网、小街区”的原则，引导功能、产业、人口、交通基础设施在地域空间上合理配置，实现经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土地高效集约利用、交通便捷高效和职住平衡。
（五）与雄安新区建设反磁力中心相结合
“环京津贫困带”的出现告诉我们，雄安新区不能仅仅满足于打造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还必须提供比北京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不仅让北京非首都功能能够转得出，还能够留得住，发展得好。
（六）与雄安新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相结合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就是要补齐河北区域发展的短板，首先要辐射带动冀中南加快发展。雄安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过程中，要立足于周边配套的产业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实现区域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对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七）与河北走好发展新路相结合
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非简单的产业和功能转移，更不是污染企业异地搬家。雄安新区要处理好非首都功能承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让承接的产业在转移中提升技术水平，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绿色、低碳、高效发展，引领带动河北走好加快转型、绿色发展和跨越提升新路。
二、雄安新区精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对策建议
（一）增强雄安新区承接“引力”
首先，要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打破户籍、高考、社会保障对人才流动的束缚，增强雄安新区对北京非首都功能和高端要素资源的“引力”。首钢搬迁的经验表明，企业搬迁并不必然带来人口的疏解。必须提供比北京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让迁入雄安新区的高端人才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和社会保障，高端人才才会涌入雄安新区，北京功能和人口双疏解的目标才能够实现，疏解到雄安新区的功能才能够留得住、发展得好。建议雄安新区与北京实行户籍、高考政策一体化和社保对接，提高雄安新区公共服务水平，这是北京能够有效疏解功能和人口的关键所在。其次，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快轨道交通建设，构建一站式、大容量、速度快、票价低、便捷高效的绿色智能交通体系，形成雄安新区与京、津、保、石“一小时交通圈”。再次，优化市场环境，制定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出台激励人才流入和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出台激励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出台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政策措施。
（二）抓紧制定承接方案和配套政策
抓紧制定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具体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有序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组织力量前瞻分析雄安新区功能需求，研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中与雄安新区当前功能需求高度耦合的功能，列出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清单，有的放矢地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建设。研究北京可以辐射带动雄安新区的首都功能，让首都功能和政策延伸至雄安新区，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首都功能拓展区，形成北京“一体两翼”中的重要一翼。强化协同发展意识，推进雄安新区与北京在社会保险、教育、医疗、人才、生态、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政策衔接。
（三）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建立雄安新区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高效对接机制，围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雄安新区集中承载地建设定期进行会商和协调，紧密跟踪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及时研究对策措施。加强雄安新区与北京规划、产业、财税、科技、金融等政策的对接交流，为有序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供制度保障。探索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税收共享政策，实现产业园区、产业转移平台和载体的共建共享，提高疏解地的疏解“动力”和承接地的承接“引力”，形成疏解“合力”。创新产业合作机制，鼓励发展飞地经济、异地产业园区、服务外包基地和协同创新共同体等，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推进雄安新区与北京人才互认、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顺畅流动。创新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投融资模式，探索PPP、BOT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参与集中承载地建设。
（四）高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要以是否符合雄安新区“四区定位”为标准，坚持世界眼光和国际标准，高端高起点承接，把雄安新区打造成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对于行政事业单位，除了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外交国防部门、一行三会之外，其他部门雄安新区都要积极争取。建议争取教育部、环保部、工信部等部门落户雄安，争取符合雄安新区发展定位的北京高校、科研院所到河北办分校、合作办学或整体迁入，争取建立一所根植于雄安新区和服务于“千年大计”的综合性大学，争取新三板等金融机构落户雄安，争取符合雄安新区功能定位的企业总部落户雄安，争取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创新要素向雄安新区集聚。争取将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政策延伸至雄安新区，推动雄安新区在科技、教育、文化、信息、金融、商务、旅游、医疗等重点领域的扩大开放，推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五）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建立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分工格局，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紧密联系的区域价值链体系，是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基本要求。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定位要与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定位错位发展，相互促进。借势北京科技教育资源密集和科研成果较多的优势，集聚吸纳北京科技教育资源，推进北京科技成果在雄安新区转化应用，培育高端高新产业，尤其是重点培育“大智移云”、特种机器人、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军民融合等有发展前景的产业。立足于科技部认定的北京中关村移动互联网创新产业集群、保定新能源与智能电网装备创新型产业集群、石家庄药用辅料创新型产业集群、邯郸现代装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在雄安新区集聚培育相关创新型企业，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推进雄安新区创新链与上述区域产业链紧密对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势创新链、产业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立足于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京南现代产业基地、白洋淀科技城等周边产业园区发展的技术需求，吸引北京相关功能向雄安新区集聚，使雄安新区创新发展既有配套产业支撑，又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与北京合作，共建雄安新区服装设计研究院、玻璃研究院、钢铁研究院、装备制造研究院等与河北产业结构高度契合的传统产业研发机构，通过雄安新区的研发和创新，带动河北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六）制定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标准
北京和雄安新区作为异质区域，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未来发展潜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需要根据各自功能定位，制定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标准。北京作为首都，应围绕“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淡化经济中心，疏解非首都功能，缓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因此，北京的绩效考核应侧重非首都功能疏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把减量考核作为重要考核标准，弱化对经济增速、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等经济指标的考核。雄安新区应围绕“四区定位”和“七大重点任务”，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大力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雄安新区的政绩考核，侧重于集中承载地建设、高端要素集聚、高端高新产业培育、现代智慧城市打造和公共服务供给，强化对高端项目引入、经济提质增效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考核，弱化对经济总量、增速、财税等指标的考核。
（七）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
既要合理发挥政府顶层设计、规划、政策的引导作用，形成疏解的“推力”，又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承接地的“引力”。对于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教育、科研、医疗、培训、金融机构，政府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统筹谋划布局。对于非政府机构、民营企业等市场化主体的疏解，需要政府引导和市场诱导相结合，更多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不宜过多干预。政府可通过建立倒逼机制和激励机制，推动和引导符合雄安新区定位的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集中疏解。由于北京非首都功能过度集聚是由于行政因素导致的市场选择结果，因此需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通过行政手段打破各种市场约束，为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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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2 17:26:17 ]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区域的社会融合发展成为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京津冀的社会协同发展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对整个区域的协同发展具有持久性的支撑作用。然而京津冀的社会协同与经济协同有较大的不同，社会协同涉及面广、类别多、耗时长，需要从政府、市场、民间多方面逐步推进。
一、京津冀区域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
（一）区域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社会发展水平总体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从现有统计数据看，目前京津冀的社会发展明显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在京津冀三地中，尽管河北的地区生产总值较高，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GDP不足北京、天津的一半，处于明显弱势。在社会发展中，地方财政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京津冀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规模有较大差异，北京比天津、河北高出将近一倍。而天津、河北尽管财政收入相差不大，但是河北人口基数高于天津近5倍。反映京津冀居民生活状况的关键性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从统计数据看差距也十分明显，2016年河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7万元，以此为基数计算（河北人均可支配收入=1），京津冀三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7：1.7：1。按照相同的方法计算，京津冀三地的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比为：2.5：1.8：1。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分异”作用十分巨大。
（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显
如果京津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属于“一次元”，那么京津冀城乡差距应当属于“二次元”，是京津冀社会发展中“三元结构”里的“二元结构”。从城镇来看，京津冀三地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差别较大，北京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河北的一倍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也差不多是一倍。但是即使存在这样的差距，京津冀三地内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又再一次“分野”，可谓差距中的差距。如北京、天津的城乡消费比分别为1.88、1.77，水平相差不多，而河北则为2.34，与京津两地相距甚远。河北的城乡消费差距，反映出了河北经济发展的内部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也是制约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从京津冀三地的城乡“低保”状况观察，也可直接看出其中的差距。在北京、天津，城乡低保人口水平较低，农村低保人口少于城市低保人口。但河北的情况则相反，城乡低保人口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农村低保人口很多，城乡之间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为此，我们根据2015年的数据进行了统计，京津冀三地低保人数（城市低保居民和农村低保居民之和）占年末人口数的比例，北京为0.61%，天津占1.50%，河北占3.49%。以上数据表明，京津冀三地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平衡因素较为复杂，协同发展的难度较大。
（三）城镇化发展状况与差距
从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各地级市的综合统计看，京津冀的城市发展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认识的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疏解首都的各项非首都功能，减轻北京过于密集的人口压力。但是从城市相关指标分析，这个过程也会遇到一些城市发展上的问题，如从城市人口密度看（以城市建成区面积为标准），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天津，其次是河北，而北京的城市人口密度反而较低。如果相关数据较为客观的话，那么天津、河北的城市人口也面临饱和的问题，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城市人口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此说，疏解首都的人口压力不能采取从北京向天津、河北城市进行人口转移的方式，而是要大力开辟城市化发展的新路子，雄安新区的建设符合以上实际情况。就河北而言，不断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不仅是疏解北京压力的需要，同时也是消除城乡差别的需要，河北城镇化建设的大发展，是京津冀区域社会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
（四）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结构性差异
1.居民人均收入结构的分析。在京津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的背景下，三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存在结构上的不同。从统计数据看，京津冀三地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比基本相同，北京略高一些，但是在经营净收入方面，河北占比很高，高出北京12.6个百分点，实际规模也大大高于北京；在财产净收入方面，北京则高出河北8.8个百分点，实际规模比天津、河北之和还要高出一倍。以上现象说明，北京、河北的居民收入在工资性收入之外出现较大的分异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三地的未来居民收入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如北京财产净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产的租金价格，未来房租价格的变化将会影响居民的收入变化，而河北的经营净收入主要来源与工农业产品的加工制造及经营，产业结构的调整、产品制造水平以及经营模式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收入。
2.居民人均消费结构的分析。在京津冀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差距较大的背景下，三地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差别，这种消费结构的差别反映出三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及消费倾向。如在“食品烟酒”消费方面，天津居民的消费支出占比最高，北京最低；在“衣着”消费方面，天津、河北高于北京；在“居住”消费方面，北京明显高于天津、河北；在“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方面，三地的占比几乎相同，不分伯仲；在“交通和通讯”消费方面，河北略高于北京、天津，但差别不大；在“教育文化和娱乐”方面，北京较高，天津最低；在“医疗保健”消费方面，河北较高，北京较低。总的看来，京津冀三地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基本与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相适应，一些结构性差异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五）社会保险的水平及差异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基础性内容，随着京津冀社会的发展，各地居民的社会保险水平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但三地社会保险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别。在失业保险方面，北京的基金收入高于天津与河北之和，而且累计结余较多，说明北京的就业活力强于天津、河北；在工伤保险方面，北京、河北的基金收入水平相当，但河北的累计结余相对北京较低，说明河北的工伤保险支付高于北京；在生育保险方面，北京的基金收入非常高，其规模是天津、河北之和的一倍；在城镇医疗保险方面，北京的基金收入远远高于天津、河北，较高的基金收入为北京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提供了较好的支撑（天津城乡居民已统筹，北京预计2018年与“新农合”并轨）。
（六）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及差异
医疗卫生是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京津冀区域的社会协同发展，应当将医疗卫生服务的区域平衡作为重点工作。从2015年的数据统计看，京津冀三地的医疗卫生服务存在一定的差距，以每千人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为例，北京高出天津、河北一倍左右。从需求的角度看，无论是入院人数还是病床使用率、平均住院日数等指标，反映出城乡居民对医疗卫生资源较高的需求。就整体而言，京津冀三地的医疗卫生资源都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但在高质量诊疗医疗方面，北京、天津在三地中相对较好，特别是北京一些医院，每年就诊治疗的河北患者很多，反映出患者对高质量医疗资源的需求十分迫切，需要通过三地合作办医，满足区域内居民就诊医疗的需求和愿望。
（七）教育服务水平及差异
教育同样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京津冀的教育服务水平差异反映在小学、初中、高中及高等教育各个阶段。从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看，各教育阶段的生师比河北都是最高的，小学阶段的生师比河北比北京高3.24，初中阶段的生师比河北比北京高4.96，高中阶段的生师比河北比北京高5.62，也即河北的每名教师比北京教师多教3-6名左右的学生。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供给的差异更为突出，如河北的人口是天津的4.78倍，是北京的3.44倍，但是河北的普通高等学校数是天津的2.15倍，是北京的1.29倍。就普通本科招生数而言，河北总量上尽管高出北京、天津，但由于河北的报考人数较多，机会明显小于京津，形成了京津冀三地间的“苦乐不均”。
（八）其他社会发展状况比较
在京津冀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中，三地间发展的不均衡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致，有些是公共管理的差异所致。以几方面为例，在婚姻方面：2015年北京、天津当年的结婚对数与离婚对数基本上是2：1的比例，离婚率非常高，而河北基本为3；交通事故发生数方面：天津、河北较高，北京较低，这种现象与京津冀三区的道路交通及管理有直接的关系，北京外来车辆限制较多，车辆管理严格，由此使交通事故发生相对少些；在社会捐款方面：北京的社会捐款额一家独大；在养老床位方面：河北的千人养老床位数高出北京、天津许多，说明河北在发展养老产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在人均公共图书方面：北京、天津均高于河北，表明河北在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方面还有较长的一段路程。当然，消除或减少京津冀社会发展的差异并不是区域社会发展的目的，京津冀社会协同发展最根本地是促进本地区社会融合，共同改善和提高区域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撑。
二、促进京津冀社会协同发展的建议
（一）以绿色产业为基础，共同促进河北城镇化发展
在京津冀社会协同中，河北的城镇化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河北城镇化的大力推进有利于消除河北内部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提升河北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减少贫困人口规模，缓解生态压力等；其次，河北的城镇化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区域交通一体化及便捷性的提高，河北的城镇化水平将为城市群的形成发挥积极作用；三是河北的城镇化发展也会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创造积极的条件。河北的城镇化发展需要有产业作为依托，而且要以绿色产业为发展目标。在路径上可以参考雄安模式，在河北建立大学城，积极吸引京津冀各高校在此设立分校。三地应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协作中明确扩大河北的招生规模，促进高校科研工作，为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后备人才。此外，养老产业也可作为河北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京津冀三方应加强涉老公共政策的合作，促进河北养老产业的发展。目前京津冀三方已达成相关合作协议，特别是北京制定了不再兴建养老机构，养老床位补贴可“随人走”的政策，这将为河北以养老产业为依托的城镇化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二）促进社会公共管理协同机制建设，推进公共政策标准化进程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已经形成了相关协同机制，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领域建立了相关协同机构并形成了一定的协商机制，但社会公共管理方面稍显滞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事项繁杂、政策多样、协调难度高等特点，需要京津冀三地建立统一的协同机构，统筹三地社会发展协调工作并形成规划路线图，逐步加以推进，例如在人口流动信息方面，应建立统一的监测发布机构。在公共政策的实施中，应当注重标准化建设，其中包括程序标准化、手续标准化、内容界定标准化、上报格式标准化等，涉及车务、工伤、婚姻、出入境、生育、入学、继承等。对于目前暂时不具备推进标准化的社会事项，也应当制定中长期目标，逐步推进。如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三地的标准差异非常大，在短时间内无法统一，为此三地应制定一致性的差异化准则，实行分档标准推进，为未来社会公共政策的协同做积极准备。
（三）深化公共服务重点项目共建共享，促进三地社会发展协同
公共服务项目是促进公共服务上水平的重要抓手，京津冀三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别较大，但是公共服务需求较为强劲，特别是对高水平公共服务的需求十分旺盛。为此，京津冀三地应加强协调，在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开展合作，实施一批重点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提升区域公共资源的优化布局与有效供给。以医疗卫生资源为例，目前京津冀中北京、天津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不少河北居民慕名到两地就诊治疗，尤其是一些疑难病患者、危重病患者在京津两地医院就医较多。对以上患者的需求，三地有关部门应加强合作，在河北实施一些医疗重点项目，项目的运行可以参考公司化运营，同时对接医保结算，实现合作共享，这样既有利于提升河北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也有利于缓解北京医疗机构服务的压力。
（四）促进京津冀区域社会组织的发展
京津冀社会协同发展不仅是地方政府的工作任务，社会组织的交流合作也是区域社会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如果说京津冀经济的协同发展主要以市场为依托，而社会协同发展则更需要社会民间交流、交往及融合，其中区域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是重要一环。这些社会组织包括科技术类社会组织、文化类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等。目前京津冀社会组织还处于相对分割的状态，区域间的交流、交往及合作相对较少。为了充分发挥三地社会组织在社会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建议京津冀三地社会组织可采取“一地登记、三地备案、区域共享”的方式，对社会组织相关活动实行“国民待遇”，以此使京津冀区域的社会组织活动具有更宽广的空间，为促进区域社会融合发挥积极作用。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18:31:44 ]
依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结合十三五期间开展永定河综合治理项目的实施，提出编制《永定河流域综合管理条例》的建议。该建议分析了《条例》编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该《条例》的编制符合国内外流域现代化综合管理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条例》编制的工作重点为综合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建设。该《条例》的编制将为永定河生态廊道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制保障，也为京津冀在推进“六河五湖”实施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化建设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
我从四个方面谈一下观点和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主要流经山西、河北、北京和天津四省（直辖市），是全国四大重点防洪江河之一，也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廊道。历经多年的治理，永定河流域防洪体系基本完善，但由于30余年流域持续干旱及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永定河水资源承载力严重不足，下游平原河段长期干涸、断流，部分河段沙化及水体污染严重，河流水生态功能严重退化。
我国《水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尽管我国已经成立了流域管理委员会，但从现实情况看，流域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管理力度强于流域管理，河流被行政区划割裂，管理难以形成合力。永定河多年来是以省和直辖市境内河段管理与治理为主，各地的涉水行政法规体系建设差距较大。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中心，是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重要增长极，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战略区域。
水利部于2016年批复了《京津冀协调发展水利专项规划》，各地均将开展永定河的综合治理纳入各地“十三五”规划重要工作内容。2017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国家林业局联合印发了《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项目于2017年7月正式启动，成为“六河五湖”生态治理与修复的首批启动项目。该项目的实施对于京津冀四地以永定河流域为先行，建立《永定河流域综合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创新开展跨行政区流域管理制度是一个重要契机。
二、必要性
《条例》的编制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要求。《条例》编制的工作开展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要求，是推动永定河流域法治化管理的重要标志。
河流管理立法是现代流域管理的重要法治保障。国内外众多大江大河开展流域管理已有百年历史，历史的经验表明，实施流域管理的最有效措施是建立与流域自然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及环境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人类生活宜居等需求相适应的法规制度。对流域实施立法保护已成为现代流域管理的重要手段。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长江经济带发展已上升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流域的法规制度建设是解决区域间发展与保护突出矛盾结果的重要产物。经过几年的努力，《太湖流域管理条例》于2011年出台，实施几年来效果显现，水污染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饮用水安全的问题也基本得到了解决。近年来国内其它几条典型河流管理条例的出台都体现了要加强流域综合管理与协调各方利益，如《广州市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2011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11年）、《山西省汾河中上游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条例》（2008年）等。
三、可行性
《方案》的实施为《条例》编制提供了重要支撑。《方案》在分析评价永定河现状及存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治理目标、治理思路与布局，从水资源节约与生态用水配置、河道综合整治与修复、水源涵养与生态建设、水环境治理与保护、水资源监控体系建设和流域综合管理与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提出了重点治理措施。特别在“完善流域协同管理机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区域互动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流域机构作用、推动公司化运作模式”，这既是要求，更是工作任务。该项目实施的成果为本《条例》的编制奠定了重要基础，形成的机制可纳入《条例》，为流域可持续发展、保护和综合管理提供了法规制度上的保障。山西省于2017年6月17日启动实施黄河水对永定河上游桑干河补水作业，这既是落实国家关于永定河分水方案，也是对《方案》的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撑。
《水十条》与《河长制》提出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将成为流域综合管理的新亮点。《水十条》在强化地方政府水环境保护责任中指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是实施本行动计划的主体”。在强调部门协调联动中提出要“建立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协作机制，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河长制》在基本原则中提出要“坚持党政领导、部门联动。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明确各级河长职责，强化工作措施，协调各方力量”。在工作职责中特别强调了要“对跨行政区域的河湖明晰管理责任，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实行联防联控”。政府的责任、协调作用和健全长效机制成为现代河流管理的最大亮点。在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中增加了河长制，这是河湖管理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将为永定河流域综合管理制度建设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
《水十条》与《河长制》自发布以来，四地政府积极行动，各级行政首长认真履行河长职责，在落实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工作任务同时，积极开展制度建设。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海委牵头流域水利环保部门共商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协作，开展水功能区及省界水体监测信息交换和数据会商，就进一步加强协作、严格入河排污口管理进行深入交流和磋商。中央环保督查对于促进京津冀地区水污染治理和严防严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各方的努力，永定河局部干支流水环境质量在逐步得到改善。
《条例》的建立将提升四省（直辖市）在流域管理领域里的法治水平。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为京津冀地区“六河五湖”治理中第一个启动的项目，以项目为基础将相关省（直辖市）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利益相关方整合到一起，找出共同点，搭建解决问题的平台，建立解决问题的流域综合管理工作机制和协调机制，将整体提升这几个省、直辖市在流域管理领域里的法制水平，也为其它几条河流（湖泊）开展跨省流域管理制度建立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
四、《条例》编制工作重点
北京市应作为《条例》建立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北京市作为京津冀地区和核心区，处于永定河的中下游，永定河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北京市是最大的受益者。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法治社会建设，北京市都走在其它三省（直辖市）的前面，应当以该项目实施为契机，携手其它三省（直辖市）有关政府和部门，共同探讨建立流域综合管理制度，也是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方面体现首都的责任。
《条例》应将管理体制创新和管理机制创新作为工作的重点。在体制建设方面要有突破现行流域委员会的管理模式，应着重体制创新，建立由涉水管理综合部门牵头，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各河段河长、用水户、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流域管理委员会（即决策机构），负责流域综合管理的议事、决策、协调和监督；整合各涉水部门已有的管理力量，建立流域管理局（即执行机构），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各省、直辖市的河长办公室将是这个管理机构的重要成员单位。同时还需要一个独立的科学咨询机构，即为决策机构提供科学支撑，也为执行机构提供技术咨询。在机制创新方面，应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有效的协调机制，符合市场导向的水价形成机制、水权配置和交易机制，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和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和信息公开及共享机制。
《条例》编制应为十三五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重要工作。《条例》的编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永定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今年已启动。《条例》的编制工作应紧密结合项目的实施同步开展，将实践中关于流域管理方面探索出的成功经验形成制度、并纳入《条例》，可大大提高《条例》颁布实施后的可操作性，也为项目实施后保持永定河生态廊道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检验协调机制的作用就在于是否能有一个高效的执行率，要用倒逼的方式，以问题为导向，加强《条例》编制工作中关于体制机制的建设工作。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18:35:21 ]
各位参事、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京津冀人才一体化目前取得了积极进展，三省市人才实现互利互惠、互通互融、互认互准。并在（“通武廊”）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实施人才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但是从整体上看京津冀人才一体化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人才与产城定位匹配不紧。三地的人才结构与各自产城定位匹配度不高。北京人才资源丰富，却缺乏世界级顶尖战略科学家，与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要求不相适应。天津产业人才结构不合理，科技领军人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短缺，与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要求不相适应。河北高端人才资源不足，与建设全国产业升级试验区的要求不相适应。
二是产业同质人才竞争激烈。雷同的产业结构导致人才需求结构相近。北京和天津都将现代金融、生物医药、汽车作为支柱产业。天津与河北在“装备制造、石化、医药、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物流、环保”等领域的人才需求基本相同，产业趋同使人才的梯次感不明显。
三是创新成果区域转化率低。京津冀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资源，但融合程度低。2016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外技术交易额已达4000亿元，但京津冀区域只占4%，大部分高新技术都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转化或产业化。
四是人力资源市场发育度不高。京津有高等院校198所，在校大学生150万人，河北省拥有技能人才400余万人。京津冀三地统一，开放的人力资源市场尚未建立，政策上不贯通，体制上有障碍，管理上有分割，人才引进、培养对接的周期长、成本高。
当前，全球竞争进一步加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推进。这些竞争的背后，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重点构筑“两大平台”。一是构筑研发平台。三省市要着力放大离岸基地、自贸区的制度优势，发挥沿海港口的优势，采取整建制引进、合建新机构等灵活方式，根据三省市的功能定位布局研发平台，打造富有张力的引才聚才研发平台。二是构筑新兴产业平台，天津、河北要积极承接金融、咨询、法律、教育、评估等新兴产业的转移，加快智能产业的发展，以产业发展带动人才聚集。
（二）加快创新两大机制。一是完善人才流动机制。支持京津冀联合承办国际会议、论坛、赛事活动，促进三地与国内外的人才交流与合作。支持“通武廊”人才改革先行区建设，以项目共享、租赁共享、候鸟共享为主要形式，提升京津冀三地人才的使用效率。二是完善利益共享机制。要建立“共建、共管、共享”机制，争取中央部委的支持，探索企业在三地落地的产业税收分成政策，打通企业、机构、人才资源落地的制度性障碍。
（三）加快贯通两大市场。一是贯通人力资源市场。要推进京津冀人力资源服务一体化建设，推进三地标准贯通、流程统一、内容协同和数据一致的服务指标体系。实现信用共管、准入一体、信息互通、执法协作和结果互认。二是贯通技术转化市场。要鼓励京津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联合申报国家重点项目，联合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要推进“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建设”，推动高水平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四）切实优化两大服务。一是探索公共服务。完善引进人才“绿卡”制度，拓展金融、交通、住房、医疗、文化等服务功能。二是探索个性化服务。发挥人才协会、联谊会等社会组织作用，支持社会力量建设人才服务联盟，为引进人才提供个性化、人性化服务。让人才来得开心、干得安心、留得舒心。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不妥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20:09:08 ]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后，我国开始了全国范围的专项环境污染防治行动；随着环保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的出台，拉开了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序幕。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河北省也随即出台了《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标志着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始步入一个新阶段。
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发布以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提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会议上提出着力扩大环境容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位当中，河北省一项重要定位就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如何做好生态环境支撑作用，是河北省面临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尽快解决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问题，2017年2月环保部等单位联合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工作方案》。为深入落实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按攻坚行动方案，河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和配套的18个专项实施方案，对全省大气污染综合防治，特别是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更为严格、具体的措施要求。
各市根据河北省委省政府意见和要求，出台了各市“大气污染治理的意见”，对各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总之河北省和各市在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要求下，认真贯彻落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和一系列大气污染防治方案的内容，承担了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河北省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河北省产业结构不合理，大气污染治理任务艰巨。
根据2016年河北、北京、天津三个省市产业结构比例来看，三个城市里面，河北省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北京和天津，第一产业远高于北京和天津，第二产业高于北京和天津。北京市经济结构步入了以第三产业为主没有污染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天津二、三产业基本均衡，第二产业以轻污染产业为主，河北省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而且第二产业以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资源型重工业为主，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与京津不在一个层面上，河北省在产业结构调整，大气污染减排，解决发展与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方面面临的问题会更大，压力也会更大。因此，河北省大气污染治理任务艰巨，难度大。
二、河北省经济实力弱，财政资金不足
在前面参事发言当中，逐个都提到了，依赖政府补贴方式改善大气环境，制约了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工作的推进。2016年冬季河北省政府参事组织了赴张家口、保定等地调研清洁型煤替代散煤取暖时发现，替代进度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清洁型煤推广工作严重依赖财政补贴，而实际上地方财政又拿不出大量补贴资金。对于煤改气、试点调研，通过走访村民，普遍反应燃气使用成本太高，村民无法承受，难以大面积推广。
冬季采暖煤改点，煤改气气源和电力保障难度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实施，会使京津冀周边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区域今年冬季天然气和电力需求剧增，给电力和燃气的供给保障带来巨大压力。
散乱污整治难度大，关乎大量失业职工安置问题。2017年1到7月份，河北省共整治散乱污企业7万家，随着各级环保督察力度的加大，查处散乱污企业更多，这些企业在9月底前，完成关停取缔、限期搬迁和停产整治工作。虽然关停的企业数目不详，但是可以肯定有大批的企业被关停取缔，这会带来工人失业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的不健全。
第三，对策建议
京津冀是一个完整的生态整体，河北省是京津冀的主体，河北省治理成效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京津冀大气容量的扩大，为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加快区域环境治疗的改善提以下四点建议：
（一）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应给予河北省更多的政策倾斜。
1、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利用财税杠杆调节作用，给河北省适当的倾斜政策，相对落后河北省及各市县从政策中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大气污染防治。
2、散乱污企业关停之后，下岗职工安置和再就业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3、对农村冬季取暖煤改电、煤改气村民，国家在电价、天然气价格上给予更多的优惠。
（二）设立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基金
京津冀是一个完整区域生态系统，三省市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当中都是受益者，也都应该分担相应的责任，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和质量提升需要资金保障，为此，建立设立京津冀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专项基金主要来源于三地财政拨款，按照共同带有区别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全面考量各地经济状况和生态环境的现状，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专项用于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雾霾防治、水污染防治、生态恢复等等。
（三）确保冬季电力、任期保障
冬季采暖煤改气的前提有充足的电力和天然气的保障，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中提出，要全面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的任务，2017年10月底前，2+26城市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300万户以上，北京市30万户，天津市29万户，河北省180万户，北京、天津、廊坊、保定2017年10月以前，完成禁煤区的任务，散煤彻底“清零”。
（四）建立与生态保护价值相等的生态补偿机制
在京津冀地区尝试真正意义上与保护者创造生态价值相符合的补偿机制，让保护者保护的这片绿山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我的汇报完毕，谢谢！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19:11:57 ]
京津冀协同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已有三年，作为顶层设计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也已出台两年多，那么推进情况究竟如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三项主要任务中，交通一体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相对进展较快，而产业协同发展则进展不大。从推进机制角度说，主要靠行政机制推进的事业都进展较快，而主要靠市场机制推进的事业则进展不大。交通一体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主要靠行政机制推动，而产业一体化主要靠市场机制推动。
那么市场机制为何不灵？相对而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产业协同发展进展较好，那里的市场机制很灵，为何单单京津冀区域市场失灵？其实市场是公平的，产业的集聚和扩散有一定规律：第一，经济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集聚效应，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而超越一定程度后产生扩散效应，产业从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第二，产业从投资效率低的地区向投资效率高的地方转移，而不是相反。
一、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主要城市经济密度比较
为何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州、深圳能带动该区域的产业协同发展，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和天津的却不能通过产业扩散来带动河北产业发展呢？比较这几个城市的经济密度，答案就一目了然。
所谓经济密度是指单位面积产生的GDP，城市的GDP除以城市的面积就可以得到经济密度数据。从2016年数据看，经济密度最高的是深圳，为每平方千米9.76亿，其次是上海，为每平方千米4.33亿，广州为每平方千米2.64亿，天津和北京比较接近，分别为每平方千米1.50亿和1.48亿。深圳和上海的经济密度分别是北京的6.6倍和2.9倍，广州的经济密度是北京的1.8倍。北京市和天津市相对于其他三个城市具有较大的土地面积，这是两个城市经济密度较低的原因。北京的土地面积分别是上海的2.7倍、广州的2.3倍和深圳的8.4倍。正因为北京市具有较宽广的土地面积，所以完全可以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部进行产业布局，而不需要向河北扩散。天津也是如此。天津相对于上海、广州和深圳，土地面积较大，这几年主要将产业布局到滨海新区和其他中心城区之外的区域，还没有迫切感到向河北扩散的需要。
北京和天津目前的经济密度与上海2005年至2006年的经济密度接近。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的经济密度也较低，因此进行浦东开发开放，主要在自己行政区域内进行产业布局。近十年，随着经济密度的提高，上海才有与周边地区进行产业协同的必要。2011年上海的经济密度已经超过每平方千米3亿，产业从集聚转向扩散的得到效果开始充分显现。
深圳的情况就更加突出。2003年至2004年，深圳的经济密度已经达到目前北京和天津的程度，2007年以后经济密度就超过了每平方千米3亿，因此，深圳对东莞等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就非常明显。
从上海和深圳的经验来看，北京和天津的经济密度刚刚开始进入从集聚到扩散的转折点，从经济密度角度来看，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刚刚进入起步阶段，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二、京津冀三地投资效率比较
资源从投资效率低的地方流向投资效率高的地方，是一条经济规律。我们比较京津冀三地的投资效率，就会明白北京、天津的产业为什么不向河北转移。
我们采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来衡量投资效率，这个指标反映了每增加1元GDP所需投资额，数字越大投资效率越低。我们可以用这个指标衡量和比较京津冀三地的投资效率。
三、结论与建议
正因为京津冀三地投资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北京、天津的产业流向河北还不十分顺畅。应通过雄安新区建设等行政机制显著改善河北的投资环境，逐步缩小三地间投资效率差距，以便启动市场机制推动三地产业协同顺利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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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2 19:31:40 ]
京津冀应成为我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示范区，以京津两大发达地区为支撑，在落实实现城乡一体化、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历史任务方面，在一个大的城市集群地区，做出跨行政区之间相互合作、协同发展的新的探索，并努力发挥出示范和先行的作用。
从我们对城乡一体化的长期研究中得到以下结论作为本文提议的基础：
（1）城乡一体化的实质是解决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公平问题；
（2）城乡一体化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在城市和乡村并存、共同繁荣的条件下，缩小乃至消除城乡之间由制度因素而形成的多方面差距。
（3）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在经历着以消除制度差别为主的阶段；在解决了主要体制机制障碍问题、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以后，即将进入“继续完善制度、重在提高水平”的阶段，也就是着重实现缩小城乡多方面水平差距的阶段。
（4）京津两个发达的城市化地区与周边河北省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的“断崖”式差距，既有城市之间、城镇之间的，也有农村之间的，其最大差距是地区之间的城乡差距，其根本问题在于河北省农村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2015年，京津冀三地总人口为1114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4175万人。在农村人口中有近86.6%（3164万人）分布在河北省。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看，京津冀三地分别为20569元、18482元、11050元，河北省仅为北京市水平的53.7%、天津市水平的59.8%。从人均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看，北京市为2.64万元，天津市为2.09万元，河北省为0.76万元，河北省仅为北京市水平的28.8%、天津市水平的36.4%。在三地人民收入水平差距和公共服务支出水平差距如此明显的的条件下，如各自为战、缺乏进一步跨行政区的协同行动，势必难于弥合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无论从解决“三农”问题、从解决“大城市病”问题、还是从生态安全空间建设的角度来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从产业、交通、生态等主要切入点入手的同时，应尽快将城乡发展一体化纳入重点任务或工作的范围予以着力推进，加速补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短板，使农村地区跟得上协同发展的步伐，使农民群众能够分享协同发展的实惠，这样才能最终达到区域一体化的预期。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突破难点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京津冀地区的核心城市化地区实际上已进入高度工业化、城镇化阶段，为后发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参照，也奠定了要素和动能输送的必要基础。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从协同发展的理念看，应将工业化阶段中期以“促进农业劳动力就业转移”为主的指导思想转变为工业化阶段后期乃至工业化后以解决“转移后问题”为主的指导思想。不以统计的“城镇化率”为依据去判断京津冀城镇化发展阶段，而应从农村普遍出现老龄化、空心化的现实情况出发，在继续帮助农业人口适度转移就业、并解决转移就业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农村的人口怎样“留”、怎样“入”、怎样留得“舒心”、怎样“入”得“流畅”的问题，通过“留”与“入”来促进乡村的稳定、繁荣与复兴，“绿水青山”才能够变成“金山银山”。
2.从协同发展的指导看，应有一套推进京津冀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分别以2020、2025年为近期和中期的时段，在改革、发展、建设等方面提出明确的工作任务和政策措施。以解决河北省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落后领域的问题为着眼点，推动全域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补农村短板的步伐。
3.从协同发展的重点看，应将京津冀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聚焦于构建三地城乡之间利益共享与交换的机制，切实改变行政区内或行政区间的中心城市凭借优势地位低成本吸纳农村资源要素的状况，实现各等级城市（镇）之间、城（镇）乡之间资源要素平等交换，切实让外围的、基层的、乡村的后发性发展建设有资源、有条件、有动力。为扭转资源要素过度集聚于中心、而外围无力的状况，应首先在京津冀加强对核心地区中心城市建设投入的管控，适当抑制投入不断加密、设施反复改造、景观过度美化等做法，在一定时期内稳住中心城区内部格局，抑制不断增强投资密度的冲动，以节约空间、节约财力、节约成本和改善管理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4.从协同发展的起点看，加强京津冀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应以产业、特别是农业为基础。可以京津冀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为切入点，加强对京津与冀之间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相互沟通链接的支持，从科技、文化、建设、用地、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的政策大力推动城乡互动和农村产业融合，延长农村经济发展链条，拓展农村新经济新动能发展的空间。
5.从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看，应加强京津冀地区县城以下小城镇的功能建设。分期地按照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来规划建设小城镇。在重点建设特色小（城）镇的同时，应使京津冀地区更多的小城镇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普遍得到明显提升，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布局上得到初步改善，成为带动农村发展和承载部分城市功能的“微中心”，并与世界级首都城市群的远景相适应。
6.从协同发展的政策看，可在城乡一体化先行区适当加快拓展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房和农村宅基地改革等辐射面。在严守各条红线及规划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加强京津冀中心城市周边非城市化地区作为长远稳定疏散人口、宜居宜业、休闲度假等载体功能及其配套政策，构建大郊区、大乡村的城乡空间架构。
7.从协同发展的近期工作看，可将北京副中心（或加上其辐射地区，比如北三县，或者通州和大兴两区）、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等重点建设区域作为推进京津冀城乡一体化发展与改革的先行区。这三个先行地区的远期目标面积大致在200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在200万-500万人之间。三个区域的情况不同：北京副中心、天津滨海新区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主要以本市做支持，国家改革试验区的试点突破可先行在这些地区扩大推广应用；河北雄安新区的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加强三地协同，积极探索全新的体制机制。
此外，也可考虑将河北省北部的生态涵养地区纳入城乡一体化先行区，借助于京津冀对口支援方式，侧重于加强京津冀生态建设富民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先行建立并完善跨行政区对山区农村生态守护劳动者的生态补偿制度，形成生态保护与富裕农民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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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2 19:31:40 ]
京津冀三地的金融协同发展，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其意义十分重大。几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国家对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中的功能定位，努力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大力开展三地金融协同工作，有力地支持了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据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驻津主要金融机构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贷款余额达到2687.37亿元，同比增长27.13%，高出本外币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3.48个百分点，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385个，同比增长28.33%，显现了三地金融协同发展的巨大作用。
应该看到，三地金融协同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共同目标下，及时总结以往的工作实践和经验，迅速厘清下一步发展思路，狠抓三地金融协同发展再提速的基本点、着眼点和切入点，以便砥砺前行，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一、基本点
几年来，三地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分别积极交流，友好协商，就金融协同发展的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着深度差、碎片化、进展慢的现象，其原因是层级低。因此，三地金融协同发展再提速的基本点，是迅速提升层级，在三省市政府层面搞好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等，促使全面提升三地金融协同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一是共同制定金融协同发展指导意见。三省市政府要在很好地总结以往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共同提出和制定三地金融协同发展的总体方案，就指导思想、时期目标、政策措施、执行机制、监督落实和利益共享等事项做出顶层设计，为三地金融协同发展提供清晰有力、共同遵循的大政方针，使三地金融协同发展方向明、任务清，得以迅速迈上新台阶。
二是协商建立有效的执行机制和体制。三省市政府要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就金融协同发展的重大问题协商拍板。三省市政府要由分管领导挂帅，金融管理部门牵头，组建有三地“一行三会”派出机构和银行业协会参加的工作小组，做好三地金融协同发展进度趋势分析、重大改革创新研判、工作对口衔接、风险防范处置以及日常沟通协调等工作，保证指导意见各项要求得以贯彻落实。
三是组织开展理论与政策研究。三省市政府要关注并组织好金融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使三地金融协同发展的实践和涉及到的改革创新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以增强其可信性、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与此同时，要加强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研究，就一些热点、难点和节点问题组织攻关，力争在政策上有所建树，在立法上有所建言，以利于以政策和法规的形式固定实践成果，并实现复制推广。
四是天津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作用。天津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框架下，加快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在金融改革创新、金融运营服务与金融协同发展等方面，不断创造可供复制的成果，为其他功能区提供样板，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的示范地。与此同时，要与其他功能区开展良性互动，促进自身的再创新、再发展。
二、着眼点
目前，国家对银行体系实行统一的金融政策和严格的金融监管，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都实行严密的垂直管理，京津冀三地的这些银行分支机构除了在运营水平、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上有所差别以外，在信贷政策、产品创新和风险管控上的差别不大，且主动权不多。因此，加快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的着眼点，更主要的应该是放在各项政府政策资源、民间资金资源等方面的挖掘和协同发展上。
一是整合政府政策资源。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河北建设雄安新区，天津建设滨海新区、自贸区、金融创新示范区等，都有金融改革创新的任务和各项先行先试政策措施，三省市政府应加强整理和研究，选择能共同消化吸收和急需共赢的项目，在京津冀区域延伸使用，比如天津开展的金融机构行政审批事项纳入地方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综合受理的试点等，使各项政府政策资源使用效应最大化。
二是挖掘民间资金潜力。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16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88万亿元，同比增长2.8%，增速比去年全年回落7.3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5%，比去年全年降低2.7个百分点，可以说，民间资金资源体量巨大，潜力不小，三地金融协同发展应该切实关注，有效利用。比如，三地政府共同选择优质公共服务项目推介给民间资本，推动“PPP”发展，扩大三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建设规模。又如，争取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吸纳民间资本参与，促进各类金融要素集聚运营，形成对实体经济的强大支持。再如，公司债券是实体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要推动企业发行公司债，壮大内生力量，为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是争取各金融机构总部合作。三省市政府要努力协调各金融机构总部，与之在支持三地金融协同发展上达成广泛共识，并通力合作，形成地方政府和国家机构配合合作的局面，使三地金融协同和创新发展迅速进入快车道。要请求金融机构总部督促和支持驻三地的分支机构，用足用好现行政策，鼓励开拓创新，改进工作流程，为三地的企业和居民个人提供综合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尤其要协调国家政策性银行以及能提供长期信用的金融机构，为三地经济协同发展提供稳定的长期信用支持。
四是协调三地“一行三会”派出机构工作。三省市政府要加强与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沟通，请求他们组织和支持三地“一行三会”派出机构工作，实现金融统计数据共享；探索金融业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就风险底线和监管负面清单达成共识，并就金融监管协调行动达成一致；就集团客户和公司注册地与经营地不在一处企业的信贷监督和风险管控制定详细的监管方案；联合处理不良贷款存量，有效遏制不良贷款增量，有序推进“债转股”等，尽快实现监管标准、监管强度、监管弹性的协调统一。在把住金融风险底线的同时，还要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金融机构改革创新的一些问题达成一致，尤其是落实小微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制度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三、切入点
三地金融协同发展的目的，是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支持三地经济的协同发展。因此，加快三地金融协同发展的切入点，要放在回归本原，服务于三地实体经济发展上。
一是鼓励三地银行机构协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要督促三地银行机构开展沟通协商，就统一绿色信贷政策及标准，实现企业信用评级结果互通互认，协调银行授信和结算等操作流程及标准，落实差别化信贷政策，提供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企业及投资建设项目名录等，使三地银行业务和企业借款更加衔接顺畅，实现银行信贷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要淡化边界，实现三地资金清算和结算的一体化，推进三地银行业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的统一和优惠，做到三地银行卡、电子银行的互通互联，促进三地投资、服务、贸易的便利化，使资金在一个大的区域内运作流通，夯实金融协同发展的基础。
二是促进金融普惠与支持实体经济同步发展。三地金融协同发展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着力实现金融普惠同步化，使金融显现更多的现代服务特征和财富效应，为城乡居民个人投资、理财、借贷和结算等需求提供更加经济便利的产品与服务，降低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使城乡居民个人充分分享三地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带来的好处，产生明显的获得感。
三是推动地方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三省市政府要鼓励和允许各地方金融机构在三省市区域内合理布局，增设分支机构，在不同层面上进行金融资源配置。要动员和推动各地方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和业务流程上实现互认互通，不断提升金融协同发展的水平。要督促各地方金融机构相互学习和复制别人的先进经验与作法，不断扩散金融创新的成果。此外，要着手研究三省市区域内地方金融体系的结构问题，形成区域和城乡一体化、机构种类多样化、业务领域差别化的，有利于三省市经济协同发展的地方金融体系。要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民间金融机构。
四是优化社会融资环境。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民间投资者，都需要在一个守信、安全、便捷、有利的社会环境中开展业务。因此加快三地金融协同发展，必须要优化社会环境，以利各种资金的集聚和运营。比如，共同促进会计、审计、法律等各类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为企业和银行提供高效、安全的服务。又如，联合对失信企业和法人代表实施惩戒和制裁，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保护银行和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再如，联合打击非法集资和变相非法集资行为，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等。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19:30:30 ]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进入到“集中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新阶段，新开发热点的出现对区域协同发展方式、增长极、城市群体系等构成重大影响。京津冀城市群的短板在中等城市，发展的潜力所在也在中等城市。在超大型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缺乏中等城市的连接和支撑，城市断层带来城市群的两极分化，从而弱化了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得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发展缺乏后劲。加速推动世界级城市群的中等城市建设，现阶段主要发力点在于一是推动智慧城市互联互通，二是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共治共享，三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四是共同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一、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进入到“集中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新阶段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并明确提出三省市在协同发展中的各自功能定位。三年来，京津冀三地以规划纲要为统领、围绕各自功能定位进行协同部署、开展产业对接转移、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生态联防联控，取得重要突破。但是，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重点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实践中仍存在人口限制、生态制约、时间窗口等诸多难题，亟待在区域协同中创新发展思路，寻找新的突破口、寻找区域发展的新动能与提升发展新活力。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中央为解决上述难题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表明，解决区域协同发展的思路从重视解决“存量”问题向“增量”“存量”联动推进，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进入到“集中疏解”和“优化开发”联合推进的阶段，这个阶段性转换，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起点。它预示着区域协同的重点从过去侧重首位城市的功能疏解转换到更加重视城市群的结构体系优化和通过外围跳跃式发展推动中心-外围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二、新开发热点的出现对区域协同发展方式、增长极、城市群体系等带来重大影响
毫无疑问，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的大事件，必将给区域协同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一是区域协同方式更加注重战略规划和全局引导。在过去的三年中，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上，采用市场化方式、分散疏解为主，津冀积极与北京央企、教育、医疗机构进行对接，采用搭建平台、项目合作、园区共建、设立分支机构等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雄安新区的设立标志着京津冀协同方式由过去首都功能分散疏解转变为分散疏解与集中疏解相结合，通过高标准的新城建设和大力度的政策支持打造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这是我国探索新型区域协同发展模式的尝试。集中疏解必然伴生着国家战略和全局规划，需要行政引导和整体一盘棋，给区域协同方式带来变化。
二是区域发展从“增长极”到“发展带”扩展。强化新城建设和补齐河北短板，打造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是雄安新区建设的目标之一。但雄安新区的定位并不是经济型功能区，由于其经济发展基础、经济总量以及未来支撑其经济增长的土地、水、人口资源的承载量有限，因此，该区域不会成为传统型增长的龙头。雄安新区的城市后发优势不可小觑，其对人才、高端产业的吸引力以及新型城市化建设带来的活力可以预见，如果中央定位和规划顺利实现，该地区很有可能成为本区域的创新极，北京的首都功能、天津的经济功能与雄安的创新功能，将共同推动京津冀区域整体发展的动能明显增加，这将推动区域发展从点到线、面扩展。
三是城市群体系空间结构的优化。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定位和总体目标。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看，以中心城市功能疏解为契机，打造多核心、网络化的城市群系统，推动城市群合理分工融合是重要经验。雄安新区的设立，将冲击以京津两个超大型城市作为基本架构的既有城市群结构，改善高位序城市规模集聚明显，首位城市与中小城市规模差距大，城市体系不均衡的现状，通过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提高城市土地空间利用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提升城市吸引力，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城市间的协调发展、错位竞争，实现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
三、京津冀城市群的短板在中等城市，发展的潜力所在也在中等城市
一是就京津冀城市群而言，衡量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在于核心城市，而在于能否形成一大批创新型中等城市。从城市群的实际发展历程看，中心城市是否产生带动和辐射作用，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这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仍然具有极大争议。当区域经济发展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更多依赖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后，城市群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城市因集聚了高级生产要素而拥有更强的竞争力，使缺乏高级生产要素的边缘地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城市的良性发展。集群条件下，更需要深入研究优化城市群的结构体系，尤其是中等城市在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合理体系。
在过去25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大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往往受制于国有行政部门的僵化体制，在资本积累、吸引外商投资和培养本土企业家精神上并无压倒性的优势，反而那些中小城市借势而为，一举崛起，成为制造业的中心。
京津冀三地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收敛趋势不明显，在产业配套协作、城市群协同程度和整体竞争力方面更显薄弱。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城市层级结构不合理，核心的巨型城市过大，中小城市发展相对缓慢，在超大型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缺乏中等城市的连接和支撑，城市断层带来城市群的两极分化，从而弱化了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得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发展缺乏后劲。因此，优化京津冀城市群结构，促进城市群发展质量的提升，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关键在于重点发展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同时具有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优点，既可以防止大城市病的产生，也利于解决了小城镇过于分散的缺点，集中利用资源。
从现有发展水平看，以天津为例，除滨海新区核心区外，大部分区都达不到中等城市规模，这既影响了天津市城市化质量的提升，也阻碍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在城市化进程中，应积极发展中等城市，以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积极整合区划，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拓展沿河沿海发展空间，倡导集约发展，构建核心城市、中等城市、特色乡镇为主体的多层城市体系。
二是加快中等城市建设需要立足提升区域整体价值。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需要从首位城市的功能疏解入手，转向集中疏解和优化开发联合推动。对京津冀三地而言，面临河北的历史性发展与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双重机遇，既要加强利用首都的科技、人力资本资源，又要加强同河北在城市开发、中等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提升京津冀腹地载体能力，激活整个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整体价值提升。围绕雄安新区开发建设，深化京津、京雄、津雄等合作，推动中关村、滨海新区与雄安的深度合作，在高端产业、科技创新共同体、港路联运、自创区合作和自贸区外溢等方面，形成京津冀区域的良性互动发展格局。
四、把握区域协同发展新起点，加速世界级城市群的中等城市建设步伐
应充分把握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和新起点，发挥京津城市优势，找准发力点，主动融入雄安新区开发建设的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中等城市建设。
一是推动智慧城市互联互通。绿色智慧是遵循城市规律、缓解城市病、实现区域协同的关键。发挥京津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和优势，促进中等城市开发建设中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及共享平台，推进城市资源共享体系建设，建设智慧政务平台、智慧信用体系，促进津、冀围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分工与互补，以专业化市场建设和行业龙头企业培育为抓手促进市场整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二是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共治共享。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特征，也是城市群发展的立身之本。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推动京津冀区域内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引导京津与雄安新区在循环经济、节能建筑、环保监测、第三方环保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中等城市建设的全程。
三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雄安新区的开发为契机，优化调整区域交通网络体系，按照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和一体化服务的要求，加快京津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建设，构建以快速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交通网络，加快港口群协同化发展，打造一体化国际机场群，提升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提升区域一体化服务水平。
四是联合推动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加强京津冀科技创新中心、产业转型试验区的互动与合作，大力推动创造创业资源和要素的充分流动，围绕智能产业体系和智能服务体系建设，加大京津冀在高新技术产业和众创空间的合作，在人才、成果、科研转化、科技体制机制等领域联合推出改革举措，建设具备世界影响力的京津冀创新发展示范区。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19:57:00 ]
2014年2月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正式确立，京津冀整体定位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
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京津冀诸项功能的最终形成，将以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为基础。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和制约因素。绿色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鲜明导向，绿色金融是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打造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京津冀绿色金融需求强劲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水资源最短缺，大气污染、水污染最严重，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较为尖锐的地区之一。京津冀地区还是产能过剩、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重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保护，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优化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功能布局，扩大环境容量与生态空间。强化区域环保协作，联合开展大气、河流、湖泊等污染治理，加强区域生态屏障建设，共建坝上高原生态防护区、燕山-太行山生态涵养区，推动光伏等新能源广泛应用。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4微克／立方米左右；京津冀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达到73%；京津冀地区用水总量控制在296亿立方米，地下水超采退减率达到75%以上。2015-2020年，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其中煤炭消费总量继续实现负增长。
根据规划要求可以预见，京津冀未来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中，注定相当大的部分将与绿色发展相关。
1.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是治理大城市病的核心举措，而津冀承接非首都功能，则与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及污染治理紧密相联；
2.绿色城市。国家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实施绿色建筑行动计划，京津冀地区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达到50%以上；
3.据世行专家估计，全球70%的碳排放来自基础设施和建筑物。未来几年京津冀轨道交通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将持续大规模建设；
4.旅游发展，无论是坝上、太行山、白洋淀，均与生态修复紧密相联。
京津冀地区未来几年绿色金融需求的比例将会远高于其他地区。相对于投资需求，中央及地方政府直接投资终究是有限的，必须通过三地政府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践和投融资领域的创新来解决。
二、京津冀有条件率先建立绿色金融体系
国家“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2016年8月31日，由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确立了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框架。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广东、贵州、江西、新疆等五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地方绿色金融发展奠定了基调。虽然相关部委的政策已经正式出台，但在地方层面是否能够有效落实，还取决于地方官员和地方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概念、原则、标准、工具）的认知和能力。
京津冀是全国金融资源和金融人才最为集中的地区。北京作为全国金融机构总部集中之地，绿色金融研究和推动产业转型实践均走在全国前列，截至今年6月底，北京主要银行的绿色金融贷款余额已经跨过9000亿元大关，覆盖节能、环保等多个产业。
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要求，京津冀有充足的理由和条件率先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绿色金融体系是作为京畿首善地区以及未来全国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所必需的基础性条件。
作为未来的“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京津冀三地政府应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引下，在建立有地方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包括鼓励出台绿色金融政策、主动集聚绿色金融要素资源、充分利用多种绿色融资渠道、努力开拓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等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三、凝聚京津冀金融力量，合作发展绿色金融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增加绿色金融供给，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和发挥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用的重要举措。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指导意见》，就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积极稳妥地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等方面给出了指引。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结合京津冀的具体情况，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构建和完善地方绿色金融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
构建和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司法、媒体的互相协作和配合。
1.政府通过一系列支持和鼓励绿色金融的激励措施，包括再贷款、专业化担保机制、绿色信贷支持项目财政贴息、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等措施，提振绿色金融的供给。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利用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绿色金融领域。
2.密切关注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对激励和监管政策进行跟踪评估，适时调整完善。加强金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信息和统计数据共享，建立健全相关分析预警机制，强化对绿色金融资金运用的监督和评估。完善与绿色金融相关监管机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3.搭建绿色金融资产管理平台，依托专业技术与大数据整合市场资源，完成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对接。在京津冀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初步建成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初步涵盖京津冀包括环保行政许可、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环保违法违规记录等在内的绿色信息平台。建立覆盖面广、共享度高、实时性好的绿色信用体系，作为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依据。
4.加强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立法，加大对环境违法的处罚力度。这将提升社会和民众对绿色发展的金融需求。环境信息披露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基础。依法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披露环境影响信息。
5.积极拓展基于市场的金融政策工具。立足于提高绿色金融机构和绿色项目自身盈利能力，坚持市场主导和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发挥好政策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协同性。
6.积极宣传绿色金融领域的优秀案例和业绩突出的金融机构和绿色企业，推动形成发展绿色金融的广泛共识。形成共建生态文明、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良好氛围，在舆论上激励绿色金融的供给。
（二）设立京津冀区域性绿色发展基金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中央财政整合现有节能环保等专项资金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发起区域性绿色发展基金。
无论从区域协同发展的必要性，还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讲，京津冀均应率先设立区域性绿色发展基金。基金由三地政府整合部分节能环保等专项资金和社会资本共同发起，支持投资绿色产业，体现政府对绿色投资的引导和政策信号作用。在确保执行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及政策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投资管理。区域内各级政府可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公共服务定价、实施特许经营模式、落实财税和土地政策等措施，完善收益和成本风险共担机制，支持绿色发展基金所投资的项目。
（三）充分利用京津金融专业人员和机构，让专业人员处理专业的事
京津冀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发展，建成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汇聚了大量绿色产业、绿色金融的市场机构和专业人才。
（四）打捆各种相关高收益项目，是当下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
绿色项目的重要特点，就是收益偏低、周期长。《指导意见》第21条提出，支持在绿色产业中引入PPP模式，鼓励将节能减排降碳、环保和其他绿色项目与各种相关高收益项目打捆，建立公共物品性质的绿色服务收费机制。推动完善绿色项目PPP相关法规规章，鼓励各地在总结现有PPP项目经验的基础上，出台更加具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鼓励各类绿色发展基金支持以PPP模式操作的相关项目。对这一条我非常认同，打捆各种相关高收益项目，是当下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
（五）积极参与碳交易
我国今年将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的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降低全社会节能降碳的成本。《指导意见》提出要有序发展碳远期、碳掉期、碳期权、碳租赁、碳债券、碳资产证券化和碳基金等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探索研究碳排放权期货交易。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碳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集中了京津两个碳交易试点城市，也汇聚了大批碳交易专业人才，积累了相关专业经验。碳交易作为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市场机制，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决定了全国碳交易中心市场的选择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能够将全国市场确定在京津冀地区，建立碳排放配额市场调节和抵消机制，可以为京津冀地区培育发展新的低碳产业提供支撑，并加大对京津冀的雾霾治理支撑，加速京津冀作为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的建设。
（六）资源环境定价
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等因素。这是将外部化的成本和收益内部化，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根本途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丰富融资工具。推动建立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加强排污权交易制度建设和政策创新，制定完善排污权核定和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推动建立区域性及全国性排污权交易市场。建立和完善节能量(用能权)、水权交易市场。发展基于碳排放权、排污权、节能量(用能权)等各类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拓宽企业绿色融资渠道。
我觉得，除了基于各类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之外，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还会有另一个收获，就是为完善区域间生态环境权益补偿制度提供了思路。过去行政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常常与道义援助混在一起，从效果看，“援助方”觉得是在提供道义帮助；“受援方”觉得作为补偿，尚远远不够，抱怨不少。从长远看，援助是基于道义的“情份”，补偿则是基于市场规则的“本份”，两者必须理清。必须通过市场化方式，厘清损害-补偿价格，建立公平的补偿机制。亲兄弟明算账，理性有助于区域协同合作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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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2 20:02:45 ]
一、格局的形成
三地联合的突破口，首先是京津两市，然后是京津冀，因为都是京畿重地。所以三各地方各有各的特点。
二、共同利益的缺失
为什么进行这么难，我感觉还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计划经济、结构雷同，但是差异不大，雷同为主，合作是政府推动，不是市场自发自愿，这方面比例不太高，各自目标。只有利益驱动才是驱动的根本。
三、几点辨析
1、从“一体化”到“协同”，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同一行政区划下才有可能“一体化”。
2、各负其责、各自规划是常态。
3、时空距离：足以避免每日通勤，才能真正把功能疏解和分散；否则中心城市周边成“睡城”。
4、几十到几百个特色（或科技）小城镇的建设。形成对中心城市的“反磁力吸引”能力。
5、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要重视发挥市场的力量。
谢谢大家。
（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字内容未经本网证实，新华网依据会场速记文稿整理，纰漏之处，敬请见谅！）
[ 2017-10-12 20:06:44 ]
郭庆华：
经过大家共同努力，2017中国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事研讨会即将结束，结合今天大会交流发言，我对于这次研讨会做一个简要的小结。
一、研讨会选题恰当，准备充分，内容丰富取得了丰硕成果。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北京、天津、河北的领导干部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题和改革实践目标。探索这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天津市政府参事室选择“京津冀协同发展”研讨主题，为促进京津冀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三地政府参事发挥作用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天津室政府参事室办好这次研讨会，从今年4月开始谋划实施，做了精心的安排，北京、河北、天津、社科院和武清区政府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开展了选题参与工作。选择了京津冀发展中重点、难点和着力点进行研究，从最终提交研讨会24篇论文成果可以看出各位参事和专家对每一个选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挖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做出了大量的心血。
由于组织单位参会参事和专家学者准备充分，为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上午天津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原秘书长于秋军，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参事室副主任赵冰、天津政府参事室、市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刘志永、武清区委副书记、区长戴东强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词，国务院参事张玉平和三地政府参事邬贺铨、庞金华、王书利和天津社科院原副院长王立国做了精彩的主旨发言。下午13位参事和专家做了大会发言。
虽然会议时间短，但研讨扎实，容量大，观点新，统揽大会发言和提交会议论文，大家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非首都功能疏解（2篇）、生态环境保护（6篇）、金融创新（3篇）、雄安新区发展（3篇）、健康和养老产业发展（2篇），城市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2篇）及人才、政治经济社会协同发展（6篇）等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对策和建议。
通过研讨，一是更加坚定了信心。通过对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和形势的分析，使大家认识到遇到的困难问题都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面临很多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二是感受了压力和动力。距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全面落实，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不进则退、慢进变退，加快发展已经成为大家共识，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三是形成了一定的共识，研讨对于重点突破的领域需要均衡市场和政府战略纬度及一些具体的工作思路、工作机制都达成了初步共识，未形成共识的也能使大家都受到启发。总之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对推动今后京津冀协同发展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发端已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从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冀都市圈、首都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一路走来，最终到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在顶层设计上成为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这是区域发展内在需求。
京津冀发展战略实行以来，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无论在组织架构、规划编制实施上，在交通一体化，产业升级转移，生态环境治理，三个率先突破上，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三地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相向而形，狠抓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协作机制初具雏形。特别是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水资源、水环境流域治理《水十条》与《河长制》制度建设推进迅速，在国家重要生态区位上，塞罕坝人肩扛修复生态，保护生态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创造了高寒沙地生态建设史上的绿色奇迹，112万亩人工防护林成为当之无愧的绿色生态文明建设范例，承德、张家口等地茂密森林连成一体，筑起一道绿色长城，成为京津冀和华北地区的风沙屏障，水源卫士。津冀建立引滦入津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2016年到2018年每年各筹资1亿元设立补偿资金，中央财政预拨3亿元奖励资金。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快车道，津保铁路开通，逾万人办理了“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河北356条交通线路与京津联通，京港澳、首都地区环线等12条高速“断头路”和干线公路瓶颈陆续打通，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初步形成。
京津冀各领域各行业正在向着《纲要》的区域定位努力前行，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
三、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纵观京津冀多年的发展，与外区域相比，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还存在着速度慢、程度低的差距，对于区域内部而言是比较艰难和缓慢的，在研讨中大家都有深刻认识，这种现状很大程度受行政区域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一定制约。京津冀地区分属两市一省，行政各自独立，发展水平不一，财政各自算帐，目标各不相同，城市间产业同构化问题突出，城市功能定位不清。因此初期京津冀发展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
当前，各个领域进展仍是协同发展初级形态，大多都呈现一对一式的碎片化、单项、分散式进展态势，建成制式、系统性、规模性的协同有待进一步形成。
在研讨当中，大家也提出了很多推动京津冀发展好的构想，主要是设立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基金，建立包括流域共建、大气污染治理、林带生态防护、固态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生态屏障建设、生态保护衍生协同机制在内的京津冀生态协同机制，建立永定河流域综合管理机制，积极参与碳交易，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等因素，通过市场化形式厘清损害补偿价格，建立公平的补偿机制，有效压制工业产能排放反弹，在保持经济增长和阶段性环境治理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当中更加突出以人为本原则，更加注重解决农村人口怎么留怎么入的问题怎样留得舒心、怎样入得舒畅的问题。通过留入促进乡村的稳定、繁荣与复兴。
解决河北省特别是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落后的问题，扭转资源要素过度集中。而外围无力的状况，应首先在京津冀加强对核心地区中心城市建设投入的管控，适当抑制投入不断加密，设施反复改造，景观过度美化等做法。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中心城区内部格局，抑制不断增强投资密度的冲动，节约空间、财力、节约成本和改善管理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摆布好经济密度、投资效率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统一金融体系运营标准管理规则，探索和建立统一市场化金融机构准入机制，加强金融机构总部合作，提供金融机构战略合作。
加大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及协同创新的力度，挖掘民间资本潜力，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积极性，京津冀率先建成信用共享大平台，信息共享平台，与工商、税务、公安、海关等政府机构数据共享。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打通在京企业，研究机构人才资源向外疏解的制度性障碍。探索在京企业去外地办厂保留北京身份，两地税收分成政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了顶层设计，有了细化清单和路径设计后，需要在实现共同利益基础上协同，需要三地踏石留印的执行力，三地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有效的结合点，因地制宜综合运用行政、市场、立法的法制手段，重视改革驱动的作用，大力探索国家宏观政策支持区域内有关一体化的政策，在资本、人力资源、资金、金融、投资、税收等方面深化改革，用改革为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功能。
还需要我们站在政策的高度，站在全局的高度，以大的视野，大的情怀继续研究探讨更多的问题，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的台阶，我的总结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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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2 20:06: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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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2 17:3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