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天津频道７月１１日电　自从４月２１日天津通报了首例输入型ＳＡＲＳ病例以来，疫情发展很快。此刻，“非典”正考验着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在得知我院要组建抗击ＳＡＲＳ医疗队时，我报名参战了。

　　５月２日清晨，在领导、同事们的叮嘱声中，我们第一批２５名医疗队员出发了。此时，我们已经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医生、护士，而是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颗紧绷的弦儿，那就是去打仗，去和看不见的病毒打仗……

　　进入“红区”的我们要穿两件防护服，一件布隔离衣，一件纸隔离衣，４层口罩，４副手套。刚穿一半，我就已经气喘吁吁了，心率一下子从７０次升到１２０次，根本不能自由呼吸和说话，更不要说喝水、上厕所了。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这第一关就过不了。病房里用的氧气是最原始的那种氧气钢瓶，有１２０斤重，穿着防护服连走路都很费劲，更何况是换氧气瓶呢?每换完一次氧气瓶，人就像要窒息一样，必须马上找个通风的地方，低下头、叉着胳臂、弯着腰、张大嘴巴极力地呼吸。就这样，一个班下来，隔离衣全被汗水湿透了。

　　第一次踏进隔离区，谁都难免产生恐惧心理，我总是带头推开那扇厚厚的门。刚刚进入“红区”的第三天，我上晚８点到夜里２点的班，１１点的时候，有个疑似病人需要输液，我与另外一名护士一起操作。夜很深、很静，穿刺还是很顺利的，正当我准备固定，转身去拿敷贴的时候，突然感到大拇指被什么刺中了，一阵钻心般地疼痛。透过昏暗的灯光和罩满哈气的护目镜一看，原来，在敷贴旁还留着一个本应扔掉的留置针导丝。我的脑子“嗡”的一下：这可是病人用过的、是从病人的血管里抽出来的!轻轻带上房门，我告诉同事说，我的手被扎了。她迅速帮我脱下隔离衣，退出红区进行消毒处理。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感染，我先是用力挤被扎破的地方，血不停地流出来，直到整个大拇指都被挤木了。然后，又在安尔碘消毒液里浸泡了很久。不久，我接到了首席专家的答复说：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经血液传播ＳＡＲＳ的病例，建议休息两天。看来，我没有传染性，不需要被隔离。我立即拨通了领导的电话，恳请领导让我继续工作。

　　“非典”不同于流感、肺炎、肺结核，它的可怕在于，我们目前还不能彻底地认识它，很多病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恐惧、忧虑。没有亲人陪伴在身边，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孤独和无助。我用亲情、用关爱，把“非典”病人拉回到健康的生活中来，拉回到亲人、家人的身边，我感到由衷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