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义
现今，如果说一位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是不是很“厉害”，则一般不会指的是他的学问或教学能力，而是指他的学历、职称尤其是发表文章的多寡。而在发表文章方面的“厉害”，一般也不会指的是其文章的质量（譬如有什么自成一家的观点）而是数量。如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很能写”，也不再是过去这句话的意思，即这个人文笔很棒——见解犀利、措辞优雅、逻辑严密等，而是指其文章发表的数量。自然，这个数量是以发表在那些“学科级刊物”“核心期刊”为准的，除此以外，再好也是不足论的。
但人们只关心这些刊物的名气，却疏于注意刊物编辑们的水平。而如果编辑的水平不够，则遑论刊物的水平。而刊物的水平若不够，刊物上文章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我们不是要“一篙打翻一船人”，编辑、刊物、文章，当然都有好的，但可有更好的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产生这种疑问并不过分，编辑若无大公无私的修养，怎能呆在主管“天下之公器”的位置上？毋庸讳言，在商品经济几乎把一切都“商品化”的时代，编辑工作的“圣职性”、编辑人员的“纯洁性”也不免遭遇挑战，谁能保证他们是有“先天免疫力”的“方外之人”呢？那遍及今日之域中的刊物的“版面费”说明着什么？如果我们再把这个“老问题”拿出来说道说道：当代为什么不出学术大师、不出教育家？则这也是谜底之一，有无培养学术大师的孵化器？也就是一流的刊物编辑部？往事并不如烟，出大师的年代也曾出现过很多划时代的出版家、编辑家，说也奇怪，那时的刊物也不分什么“学科级”“核心级”，但“开明”“商务”“中华书局”……哪怕就是宗白华、郭绍虞两三人编辑的小刊物——《学灯》里，也出过郭沫若这样的“千里马”。
想说教育，却跑题到编辑工作上，却也因二者皆同学术有关。我们原本想讨论的是什么叫“厉害”的问题：对学术或教学上的“厉害”究竟该怎么看？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此方面的评价不知不觉间竟然已变成了“外部标准”，只看“能指”而不看“所指”。“外部标准”也非一无是处，但由于某种因素作祟而造成了同“内在质量”的严重背离。试想，一个人无比热衷于把精力放在“数量”上，他哪里还有兴趣顾及学问？所以现今一个人若有一堆“头衔”、一堆“成果”，他的学问往往却很稀松。民国时期，就有许多谢绝高官厚禄而一心沉潜于学术的学者，须知他们辞却的是些“部长级”职务啊！其“愚不可及”让今人听来实在难以理解。再说学历，据说陈寅恪当年所以遍读欧美名牌大学却没有一个学历，就是因为每当他觉得自己已学成一门功课，就不肯再耽搁哪怕几个月的时间来等学历，而是赶紧再换一个科目学起来。而后来当梁启超推荐这么一位“白丁”去当清华教授时，管事的人却对他是不是很“厉害”犯了疑。气得梁启超拍了桌子，说“他比我厉害多了，本人写的几百万字还抵不上他的半篇纸”。
于今做学问、搞教育要警惕的是“现代化陷阱”，老子的“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其实是一种“明哲”。“现代化陷阱”中最厉害的就是“昭昭”“察察”——名与利，它使“无数英雄竞折腰”，吸尽了人格中的“精气神儿”，使人“贫血”“缺钙”。而能在一派乌烟瘴气中把自己“保养”得很好的“清流”，我看，才是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