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宏伟
清学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老学究》一文中,记录了爱堂先生讲过的这样的故事:一老学究与鬼夜行。鬼说:前面破屋住一书生。学究问何以知之。鬼答:人读了书,晚上就光芒四射。学问高的人,光可“上烛霄汉”;次一点光芒数丈、数尺。最次也“荧荧如一灯”。今破房上光高七八尺,故知之。学究问:我读书一生,光芒有多高?鬼说:你胸中只有几百篇应试文章而已,睡时黑烟冲天,实未见光芒。
纪先生借鬼差之口,告诉世人,读书要善于思考、学以致用。把读书当成仕途的敲门砖,满肚子应试文章,只能“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纪先生可能没有想到,二三百年后的学子,竟也习惯于标准答案、习惯于“实用”的考试高分。这类学子,即使学历再高,走上社会,也是一群读死书、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老学究。
作家刘震云受聘人大举行了一场《梦回宋朝:林冲遇见了“拼爹”的人》的讲座。讲座初始,刘震云先从《论语》入手。面对学生“与主题何干”的质疑,他毫不客气地大发议论:“刚才同学提到的问题给我很大感触。我最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中国教育这些年是完全失败的。如果你们想稍微有点出息,一定要把过去的思维模式转过来,这样才能更接近刘震云,更接近孔子。”
讲座结束后,他再次提醒学生:“我一讲孔子,马上有同学说,你不是说讲林冲吗?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闻一知一。鸡鸭为什么不能同笼,鸡犬为什么不能相宁?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本身需要教育。”刘震云解释说,它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闻一知一的机器,从幼儿园开始,不管你考的是重点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它的答案就只有一个。
刘震云的说法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身边例子比比皆是:小学规定每学期学生都要进行课外阅读,并纳入考试。一四年级小学生,利用了一个学期课余时间阅读了原版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并写了观点独到的《读后感》。而对于语文自读课本《梦里梦外尽是书》,只能草草读完,毕竟不如《三国演义》有吸引力,毕竟孩子精力有限。可是,历年来学校试卷中的课外阅读题目全部来自语文自读课本。比如:哪句话出自《梦里梦外尽是书》的哪篇课文,请划线连接;某某文章写了个什么事情?孩子答不上来。丢掉了课外阅读的分数。
那些要求满分的家长,可能从此会规定读完考试要考的自读课本,不会再去让孩子自由阅读了。一个孩子的创造力、独立思考力刚刚萌芽就被残酷杀死。比较开明的老师、家长,会认同鼓励孩子继续自由阅读。但如果上面的孩子换成小学、初中毕业择校、高考的那一年,孩子去潜心研读名著,也会不如别的孩子多做几份模拟试卷、多背几份标准答案得分高。这时,家长、老师还会赞同吗?恐怕早就苦口婆心轮番上阵劝解了。有几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敢拿择校分数、高考分数、爸妈和自己的辛勤汗水做赌注?
由此可见,学生、家长、老师大多是被分数的指挥棒赶着走的。在高考分数决定你能否挤上名牌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下,要改变学生的内心思维习惯任重而道远。我们为何不回头研究效仿一下民国名校西南联大的办学思路,摈弃标准答案,给予老师、学生充分的学术自由,从而改变读死书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