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骅
时轮倒转回50年前的1962年，最严峻的度荒年月已过，整日饥肠辘辘无所事事的情况已趋于好转。我们已升入大二，开始有了用知识武装自己的紧迫感。当时的院系领导对我们这批首届本科生很重视，千方百计地优化我们的学习环境和教师队伍。但我们仍不满足，特别是与毗邻的天南大学生相比，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失落感。
时隔不久，中文系调入两位年轻教师，一位是讲授古代小说的李厚基先生；一位是讲授古代戏曲的陈玉璞先生。厚基先生是北大研究生出身，因参与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大讨论而闻名全国；玉璞先生为北师大研究生，又由西北的高校调入。这就让我们这些从未见过世面的后生学子们格外心仪，甚至在校园里见到他们的身影，都觉得仿佛笼罩着一道神秘的光环。很快，他们就开始授课了，小说史从《三国演义》开篇，厚基先生的课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戏曲史从《琵琶记》开始，玉璞先生幽默风趣，口若悬河。我们听得如醉如痴，大开眼界，深深为二位先生那知识言辞的魅力所折服。
然而好景不长，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极"左"之风愈演愈烈。系主要领导担心他们把学生引向"白专"道路，决定停开这两门课，改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消息传出，学生中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去办公室理论，有人干脆"罢课"。两位先生自然也不情愿。玉璞先生为人谦和，处事灵活，尚能勉强接受；厚基先生生性耿介，口无遮拦，愤懑之情溢于言表。系领导发觉事态严重，决定让在学生中威信颇高的张虎刚副主任给我们作疏导。虎刚主任出于无奈，对我们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最后，他苦笑着说："同学们，《红楼梦》再好，里面也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啊！"听得出来，他也是言不由衷的。但碍于他的情面，大家纷纷回到课堂，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今天，开两门选修课就圆满解决了，但在当时却没有这样的设课机制。
此后，我们几个"追星族"只好转入"地下"，几乎在每个周末，都偷偷地到二位先生的宿舍登门造访。当时，厚基先生一家四口住在春光楼二楼一间仅有16平方米的刀把房里，用一块白布帘把刀把部分遮挡起来作卧室，外面是书房兼客厅。玉璞先生就在同一单元的五楼独居一室，他使用一个绿色台灯罩，我们每次拜访都以"绿灯"为记。同室晤对，随意闲谈，海阔天空，但也大体不脱离"教"与"学"。玉璞先生时常讲些戏曲史知识和戏曲常识；厚基先生则大讲《红楼梦》，兴高采烈地介绍当年北大吴组缃与何其芳对摆擂台、各抒己见的盛况。但他们谈得更多的是治学方法，玉璞先生强调能力重于知识，强调感受、分析、表达三种能力的培养；厚基先生则具体介绍引言、摘要、心得等几种卡片的做法。有时两位先生在一起谈学术界现状，交流学术前沿问题以及当代的一些名人轶事，使我们大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两位先生还一致推荐王朝闻写的文艺鉴赏文集。于是，我们一起阅读了《一以当十》《喜闻乐见》《新艺术创作论》等几部文艺专集，然后交流感想，很像是研究生教学。我也自学了《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等论著，为日后的学习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当时，我们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甚至达到了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地步。我们曾坐在小东楼的教室里通宵达旦地读《红楼梦》，外面几棵高高白杨树的枝叶几乎探进窗内，被夜半后的微风吹拂着，发出沙沙的有节奏的声响，伴着灯管嘶嘶地鸣叫，不啻一曲美妙的交响乐。我们也曾寒假不回家，雪夜读《水浒》。阅览室关门后，踏着碎琼乱玉，回到冰冷的宿舍，披着棉被仍然手不释卷。这样的"访学"加苦读的时光起码维持了一年以上，那是一段十分难得的流金岁月，如今回想起来，仍有一种"阅读之乐乐无穷"的感慨。
到了大四之后，开始了"五反"运动，"洗手洗澡""查上当，放包袱"，进行自我革命；继而抓批反动学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加上面临毕业，前程未卜，这段十分惬意的访学读书生活才逐渐消歇了。
悠悠岁月，往事如昨。作为过来人，我深感高校学生与教师之间交流互动的必要性。对大学生来说，课堂教学固然是获取知识的主渠道，但绝不是唯一的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提高学术水平和人文修养更重要的是靠环境氛围的熏陶，其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尤其重要，平等的互动、课下的交流、茶余饭后的闲谈常常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与鞭策，收获或许不比课堂听课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谓"功夫在课外"。
作者为天津师大1960级本科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