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个人到了我的年纪，不可能不想到一生的经历(翁伸手轻轻拿掉杨脸上的一根头发)。我在安徽合肥出生，当时的合肥，像还在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状态，没有电，没有马路，大的公共汽车因城门太小进不来。直到父亲在我六岁时回国，到厦门大学当教授，把我和母亲接去，我才从19世纪跨进20世纪，第一次看见抽水马桶、罐头水果，也第一次吃到香蕉和菠萝。到美国时我二十二岁，“二战”刚结束，这以后五六十年来，全世界人类生产力大幅增长。我在美国当研究生时，正好物理学有新的一支刚发展，就是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一个年轻人能和一个开始蓬勃发展的领域结合在一起是最幸运的，那景况像是“遍地黄金”。所以我从没找过工作，都是职业来找我，这当然非常幸运。

    在个人生活方面，我跟杜致礼结婚五十多年，现在又跟翁帆结婚，在我自己看起来，都是很幸运的，而这么多幸运结合在一起很少有。

    翁：我想我没他那么幸运，不过我也觉得，我一切都还不坏，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中国更需要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家

    问：你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总评是什么？有遗憾之处吗?

    杨：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我想可以比喻为冲锋陷阵。年纪大的人冲锋陷阵的本领不能和年轻人相比，这点和文学完全不一样。比如我的老朋友何炳棣(历史学家)，比我大三四岁吧，著作和研究还是在前沿做得很好。我现在基本上渐渐从最前沿退下来，改走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注意的是过去一两百年学术上发展的总趋势。我到各地去演讲，讲题都与这有关。这些年关于这方面，我写了不少文章，现在翁帆帮我整理文章，翻译成中文，打算出一本《杨振宁选集》。1985年我出过一本英文的SelectedPapers(《论文精选》)，现在等于出续集，但用中文出版。

    问：杨院士曾说大陆应多几个比尔-盖茨，不必多几个诺贝尔奖得主，意思是……

    杨：这是有媒体断章取义，我的意思是中国更需要的是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家，或能发明任天堂的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经济效益。得诺贝尔奖当然好，问题是哪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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