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性与感性交融的女性

　　做婚姻家庭问题的文章请教专家学者，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李银河。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她是第一个从研究家庭婚姻 到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一个理性与感性融为一体的特殊女性。

　　早在１９８９年，从美国匹兹堡大学学成归国的李银河，就在《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则特殊的广告，寻找愿意接受访问的独身者。采用这种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在当时都是独特而新鲜的；接下来，一本研究中国男同性恋的专著《他们的世界》，更让李银河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特别是１９９７年，王小波———这个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作家英年早逝，而作为他的妻子，李银河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之后一年里，李银河为王小波选编的文集———《沉默的大多数》、《青铜时代》和《我的精神家园》等出版，又掀起的一股“王小波热”，这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并喜欢上了王小波，也让李银河与他之间，那虽不是俊男美女但却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成了二十世纪末新的经典。

　　我记得在一本书后记中，李银河写了这样的文字：

　　“在我心目中，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家。”

　　“我们俩都不是美男美女，可是心灵和智力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吸引力。我起初怀疑，一对不美的人的恋爱能是美的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可以是美的。我们爱得那么深。”

　　“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２０年。这２０年永远活在我心里。”

　　“樱花虽然凋谢了，但它毕竟灿烂地盛开过。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正是在这一本本的书里，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怀念和回忆的文字中，李银河在我的印象里也逐渐地立体起来。我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在社会学领域里钻研着的女性，还看到了一个柔弱、浪漫并充满了爱和激情的女人。

　　真正见到李银河，是一个冬日难得的暖阳高照的午后。当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走道里，第一眼看到她时，我还是觉得，眼前这位冷静、平和、朴素的中年女性实在不像一个浪漫的女人，她的外貌与衣着和现代版的个性女子也相距太远。但当我们坐下来，在她轻柔的声音中一个个话题地聊下来，我才懂得，李银河的个性与浪漫，不在脸上，也不在口中，而是在她的思想和行动里。

　　李银河好像不太习惯谈她的生活琐事，也不习惯在别人面前流露自己的情感，对与王小波在一起二十年的生活，她也说不出太多的故事。她只是说：在生活上她的要求不高，她愿意活得尽量简单本色，这也是学者的生活，实际上是很乏味的。但是思想上的沟通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伴侣。王小波欣赏她的睿智，她欣赏丈夫的才华。王小波去世后，她在昌平找到了一座有着天然景观的公墓，把丈夫的骨灰存放在天然的巨石中。直到现在，每年的４月１７日，她都要来为王小波扫墓，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情感和交流。

　　李银河还说，在把王小波的作品出版之后，她的心就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好像失去挚爱后的痛苦从这些书中被释放出来，她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与李银河的对话

　　记者：有人说您应该算是中国性文化研究的“开山祖师”之一，作为女性，能进入“性学”这个神秘领域，您一定得有很大的勇气。您是怎么想到选择这个研究课题的？

　　李银河：常有人向我提这个问题。首先是我生长的环境和社会气氛。我属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生、６０年代进入青春期、７０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在这３０年间，“性”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个怪物，人们对它讳莫如深，所以它一直处于社会的“阴”面，这种反常的现象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后来我到美国读书，学的是社会学，又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回国后也在搞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婚姻家庭问题，这很自然就会研究家庭中性别的差异，我又发现性在中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很快、很激烈。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在北京调查婚前发生性行为的占百分之十几，到现在已经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同时在学术领域的论战也很激烈，在国外也一样，保守派和激进派一直在斗争，这些都很有意思也很吸引我。打个比方说，做这方面的研究很像当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点冒险犯难的挑战感觉，有一点越轨犯规的淘气感觉，还外加一点先锋前卫的叛逆感觉。

　　记者：听说在您的调查、访谈中，王小波也给您帮了不少的忙？

　　李银河：是，我们共同的话题很多，其中这也是一个，他很支持我，可以帮我去公共厕所考察男同性恋者，有些男性受访者不愿意和我谈，也都是王小波出面，这对我帮助很大。

　　记者：大家都很羡慕您和王小波的爱情，您也说过：如果人像一本书，一定要挑一本好看的书来看。您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是挑了王小波这本书来看。你们是怎么开始相识、相恋的？

　　李银河：那是１９７７年，有一部手抄本的小说《绿毛水怪》在朋友中流传，我当时刚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了光明日报社工作，刚巧看到了这本小说，这一看就好像心弦被人拨动了似的，觉得会跟这个作者早晚有点什么关系。可当时王小波还是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的工人，正在准备高考。我的一个好朋友，让我陪他去找王方名教授，也就是王小波的父亲请教哲学问题，而我正想看看王小波是什么样子。第一面觉得这人长得够难看的，后来他经常来找我，第一次我们单独见面，聊了没多久，他就问我：你有朋友没有？我说：没有。然后他说：你看我怎么样？

　　尽管当时我们所谓社会地位很悬殊，但他很自信。而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我觉得在智力上能够让我佩服的男人不多，况且他的情书又写得太好了。有一次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说：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我想，世界上任何女人都不可能抵挡这样的诗意和纯情。

　　记者：真的很浪漫。但接下来你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李银河：在我们相识近２０年里，相对分别的时间不算很多。１９８０年我们结婚，没多久我决定去美国匹兹堡大学主修社会学。而王小波在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想的就是尽量快点让他也过去。直到两年后他也考上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我们才在美国相聚。虽说在那我们学习、生活得很辛苦，但我们也自助旅游了很多地方，很开心也很快乐。１９８８年我们回国，我开始我的研究、出版著作，王小波在北大和人大讲课，他有时间也会帮我些忙。１９９２年他辞职做了专职作家，直到１９９６年我去剑桥做访问学者，我们才又一次分开，没想到这一次却是永别。我记得很清楚，那是１０月１０日，在机场王小波去送我，他破例在公众场合用劲搂了我肩膀一下，然后转身就向外走，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个背影。１９９７年，在我离开半年以后，王小波就在我们北京的家里，心脏病突发去世了。现在说来都六年过去了。

　　记者：都知道你们之间感情很深，平时生活中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打击您又是怎么承受的？有没有后悔当初你们没生一个孩子？

　　李银河：我们的生活很简单，生活方式也很一般，只是思想交流、聊天，出去散步、旅行的时间比较多吧。不是有人在北京做过调查吗，说有５０％的夫妻感情很好，我们就属于这一种吧，再加上两个人都相互欣赏、相互默契，就觉得生活在一起很快乐。比如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用电子邮件通信，他还用暗号“土豆，土豆，我是地瓜”称呼我。你看我，长得矮，又开始发胖，是不是有点像土豆？

　　王小波去世的消息，是我姐姐打电话给我，让我赶快回来，我就有点猜到了，可是也没办法，只好承受呗。在别人看来我好像很坚强、很达观，但是我的那种痛苦也只能把它埋起来。一年之后，我整理出版了王小波生前的很多作品，才有机会在其中的文字里把我的痛苦和思念流露、表达出来。

　　也有人对我说，如果我和小波有个孩子，感情上会好受一点。但我们结婚前就想好了不要小孩，一是我不是特别喜欢孩子；另外也与搞婚姻家庭研究有点关系，我们觉得两个人比较自由，要干什么事，要去哪玩都不用考虑孩子要上学等这样那样的问题，生活也会很轻松，但我也承认会少了有孩子的乐趣。其实这是每个人的不同选择，但是好多人都没想到这种可能性，只是我们想到了。现在如果小波还活着，我们也还是这种选择。

　　记者：您的思想是不是也属于比较前卫的？

　　李银河：我的思想肯定挺前卫，但只是在学术领域。实际生活中我也是比较传统的，是理论和实际脱节的那种。以前认识我的一个人就说过，也就是李银河这样很老派的人，才能去搞性研究。这可能也是性格上的原因，我性格属于比较正经的，但实际上一个老实、规矩的孩子并不一定都很理性，他们的内心也是很狂热的，也许更渴望爱情，我应该算是骨子里浪漫的。后来就老有人问我，怎么也看不出你是能引起别人这样浪漫地来爱的人。

　　记者：王小波走了以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李银河：我还接着做我的事情呗，而且我效率也挺高的，一年后出了他的书，有他的《小说剧本集》，最主要的著作是《时代三部曲》。这些书出了之后，心里感到轻松了一下，我想这是一个纪念他很好的方法。后来我还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绿毛水怪和我们的爱情》，其中就提到：小波现在也许就在海里，或者是在天上，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我觉得他是幸福的。

　　记者：在个人情感上，你觉得你还会再找到一个这样的好朋友吗？这种爱会一样吗？李银河：当然还是有可能的，我觉得我不会排斥。如果再有爱的话，也不会是跟王小波的那种爱，无论今后我拥有怎样的情感生活，王小波都会在我的心里，因为，我们是彼此的亲人，最好的朋友，也是灵魂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