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滨海新区国家战略的理解，此前戴相龙在《求是》撰文指出：“从1994年起，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天津滨海新区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天津各界称之为中国增长第三极。而国务院《意见》特别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主要任务是：以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

    国家战略意图

    如果说将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更多的是天津的期待，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则更多的是国家战略。

    天津市一位官员对上海证券报表示，“我们原来的研究中没有对外开放的门户这一条，这是国务院特别加上去的”。对此，天津市发改委主任、滨海新区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亚力对上海证券报表示“我们感到责任重大，沉甸甸的压力”。

    戴相龙上月会见外资银行代表时表示，天津滨海新区今后是国家改革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有1270平方公里的盐碱地可以作为工业用地，靠着两个直辖市和新疆、内蒙以及中亚地区的大腹地，“这些优势集中在一起，国家才决定把天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戴相龙还进一步解释，去年六月份到今年六月份，中央国务院一共开过七次会议，对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研究，因此滨海开发开放“不是我们天津市的战略，也不是我们天津要来的”。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原因“有三句话”，即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协调区域发展，有利于探索区域发展的模式”。

    然而，滨海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意图既不限于支持天津成为北方经济中心，也不止于创造出增长的第三极，而是要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创新出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国务院《意见》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主要任务是：以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

    不一样的模式

    其实，增长第三极在戴相龙看来已经是一个事实，戴相龙11月在《求是》明言“天津滨海新区是……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那么天津滨海开发开放如何走出区域发展的新模式?国务院《意见》指出：天津市政府“要进一步研究，细化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和金融、土地改革等专项方案，并按照有关程序报批后实施。”

    天津市发改委官员对上海证券报表示，天津市目前已经成立了由戴相龙任组长、各职能部门负责的课题组研究10大创新，即“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涉外经济、金融体制、土地管理、城乡一体化、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社会事业、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10个方面的创新”。

    对比过去深圳和浦东的开发开放，天津市一位官员对上海证券报表示，天津滨海“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下令给优惠政策，现在已经加入WTO多年，要讲究国民待遇”。

    那么天津以及滨海新区如何在全新时代背景下走出一条创新的道路，使得天津滨海新区从而天津成为凝聚各类经济要素、辐射经济能量的中枢,进而创新区域发展模式，这已成为此次滨海新区综合改革试验的国家战略用意。

    谈起区域发展模式，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深圳开发开放10余年后，1992年左右形成以珠三角为核心的第一轮土地泡沫，引起国家宏观调控。随即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同样是10余年后中国第二轮房地产泡沫到达高潮，上海成为核心，对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形成影响，而上海正经历的一场变化尚未结束；随之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轰轰烈烈启动。

    对于宏观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天津市一家排名靠前的国资背景上市公司董事长表示“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如果担心调控，那就没有发展”，目前，天津市上市企业一共25家。

    天津滨海从一开始是否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呢，这不仅是天津地方的选择，更是考验国家宏观调控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