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铸辉煌 （杨栋梁）

　　13年弹指一挥间。13年中，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经历了滑坡的尴尬、改革的煎熬，脱胎换骨，重铸辉煌。这传奇式的变化；确实令人欣喜、令人感叹……

　　曾几何时，天津“飞鸽”牌、“红旗”牌自行车名震海内外，然而，市场轻济的大潮所向无遗，将人们带入沉浮之中。在这历史变幻的瞬间，“飞鸽”、“红旗”曾一度从人们的视野淡出了。

　　近10年中，天津市的自行车行业经历了炼狱般的生死考验。国有企业脱胎换骨、“砍树留根”，“飞鸽”重上蓝天。外资企业频频落户，民营企业大量涌现，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并驾齐罩，在市场的夹缝中汇成一群滚滚向前的战车，冲破重围，扩展领地。

　　人们蓦然回首，发现天津自行车早已换下黑色的外衣，披上了五彩霓裳，成为现代大都市下顾盼生辉的一道靓丽风景线。焕然一新的天津自行车业已插上双翅，驶入现代的高速路，以其全新的企业形象、优良的产品质量，闯出了国门，飞向了世界。

　　成功靠的是努力，发展靠的是拼搏。一批批企业脱颖而出，一批批企业家茁壮成长，是他们构筑着天津自行车生机勃勃的全新形象。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与时俱进的有志者，才能感受道者生存的快乐。

　　愿天津自行车业的传奇故事永远激励着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创业者！

　　天津自行车夕阳与朝阳，2个与821个

　　可以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自行车产业是从天津起飞的。近40年的岁月中，天津自行车一厂的“飞鸽”牌自行车名震海内外，自行车二厂的“红旗”牌自行车跑遍全国城乡大地。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历史的辉煌并没有厚待天津自行车产业。两大国有自行车厂面对市场经济显出种种的不适应，企业人才大量流失，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生产规模日趋萎缩，数千名职工分流下岗，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老国企一如夕阳西下。

　　不过，随着政府放开自行车生产的市场准入并在老国企里主动退出，自行车这一曾被认定已经走向衰落的夕阳产业并没有在天津消失，反而在进人新世纪后再度崛起，再居全国三大自行车生产基地之首，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地方。只不过，这一次，支撑这一产业的已不再是那2家老国企，而是821家新生企业，其中，98％为私营企业。

　　821家自行车企业是什么概念?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龚晓燕介绍说，目前天津自行车业从业人员达到二三十万，有13家企业获得出口许可证，30家企业获得IS09000认证。2002年，天津自行车的产销量已达2028万辆，出口246万辆，居全国三大产区(另外两个产区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首，达到全国产量的1／3。而这—数据，还只是最保守的统计。”龚说。

　　按龚晓燕的说法，天津已再次成为中国自行车最大的产销基地。具有喜剧色彩的是，现在，曾给天津自行车产业带来极大冲击的江、浙、广东的自行车业开始感受到来自天津同行的巨大压力了。市场经济就是这般无情亦有情。当政府极力维护已近夕阳的老国企的利益时，却总是得不偿失。当政府放开这个行业并放松管制时，却迎来了800多家企业朝阳般的上升。

　　当然，以往的2个与现在的821个，并不只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变化，事实上，天津自行车产业又到了结构调整、化数量的膨胀为质量的提升的时候了，一些大的龙头企业也正在形成之中。而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形成的新的产业集中，将为天津的自行车产业带来又一次飞跃。

　　启动民间投资：放开的妙处

　　面对天津自行车业2个与821个的转化故事，曾有人抱怨说两大国有自行车大厂正是被私人小企业蚕食掉的。当大量的设备、大量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流入各个私营小企业的时候，更有人说是允许私营小企业从事自行车生产才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衰落。

　　但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国有经济继续滞留在自行车产业中，那么自行车行业将会怎样?

　　事实上，1990年以前，自行车一直被政府列为天津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1980年到1990年，为扶持以“飞鸽”和“红旗”两大品牌为主体的国有自行车企业的发展，天津市曾先后投入技术改造建设基金2．22亿元，新建和改建厂房7万多平方米，更新改造设备3737台(条)。但是，巨额的投入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益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相反，在江、浙、沪和广东地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行车同行竞争的冲击下，国有自行车企业的产量和效益却连年下滑。

　　放开自行车行业，启动民间投资其实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谢思全女土说：从“八五”期间，天津市政府开始减少了对自行车行业的技术改造投入，到“九五”期间，政府已经不再对自行车产业进行投资。在“十五”之初的产业调整规划上，自行车被认定为国有资产退出的行业。同时，国有银行也亮起了“红牌”。’在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国有经济终于退出了自行车市场。与此同时，随着中央政府有限度地将审核和发放许可证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天津不失时机地率先放开了对自行车临时许可证的管制。大批私营企业通过申请临时许可证进入了自行车生产领域。

　　放开的妙处在于，政府不再投资，也不再干预，只是放手发展，在宽松而公平的竞争舞台上，谁有本事谁唱戏。这使自行车行业群雄并起，人才脱颖而出。他们紧紧抓住当时市场自行车产品紧俏的缺口，积极抢占过去被国有企业独占的巨大市场，获利丰厚，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打起品牌，质量全面上档次，使企业迅速做大做强。一批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自行车企业飞快地成长起来，推动并实现了天津自行车产业格局的重组，并对全国自行车产业产生极大的影响。

　　放开的妙处在于，在市场优胜劣汰中，中小私营企业迅速摸清了市场脉搏，形成了群聚式生产和专业分工、配套发展的新模式。“从花色品种到最新材料的运用，我们都可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样车。”一位老板自信地说。

　　“不管之管”的结果是，无形的市场之手，使天津自行车获得了新生。

　　“天津自行车产业所经历的由兴盛到衰落，再到，重新振兴的转变过程，正是该产业从国家垄断到多元竞争的产业组织的转化过程，也是在这一领域私营企业替代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的过程。天津自行车业的发展历程，已成为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经典案例。”谢恩全分析说。

　　王庆坨：杀手还是功臣

　　在天津自行车业的再度崛起中，有着许许多多私营企业的创业故事，比如第一家私营自行车企业富士达，比如老自行车人下海自办企业的吉港，比如科林、博马、健王、金轮等等。而其中，有一个不能不点击的关键词，那就是王庆坨。

　　王庆坨是天津武清区的一个小镇，在天津自行车产业重组格局之初，有着经商传统的王庆坨人一下子就抓住了机会；家家户户搞起自行车组装，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冲向全国市场。农民作坊的成本之低自然是王庆坨的法宝：而“有利就卖”的经营“理念”也让王庆坨成为自行车价格大战的发源地，并至今都使行业利消率在低点徘徊。一时间，王庆坨竟然成了低价自行车的代名词。价格“杀手”、质次价低自行车的“首恶”等等被扣到了王庆坨的头上，一些同行提起王庆坨甚至咬牙切齿。

　　王庆坨敢出90元一辆的自行车，其质量可想而知。正是这一点受到国内业界人士的广泛谴责，也使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信誉受到严重影响。但事情往往有相反的发展结论。

　　王庆坨镇现主管自行车的经委主任张巍说：“其实让王庆坨名扬天下的，是中央级的电台、电视台对王庆坨制造伪劣自行车的曝光。”

　　可正是这个曝光帮了王庆坨；全国各地的客商蜂拥而至，云集于此。客商的共识是：“王庆坨家家都会做目行车，自行车很便宜”。张认为，“满足低档车的需求并没有错。王庆坨也有生产中、高档车的企业，不过因为自有的厂房、廉价的劳动力、灵活的用工、牢固的产业链、超低的运费等低成本原因，价格可能还是比同行低。”

　　历史的功过似乎还应以历史的眼光来评判。今天看来，正是王庆坨搅起的价格波澜，打乱了传统的价格秩序，吸引了人们对天津自行车的关注，也正是王庆坨的冲击，使一些厂家尝到了市场竞争的味道，使更多的国有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来到私营企业，使业界来了一番重新洗牌。而王庆坨的自行车业的发展本身也说明，市场的需求是第一位的，王庆坨在骂声中还能长大，谁能说不是市场需求的作用呢?

　　谢恩全说，生产的群聚性是天津自行车小企业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群聚性生产，刺激了竞争，产生了小企业以单位规模成本最小化和集群范围产量最大化形成互补后的集群规模的递增。同时，集群生产所产生的资源的共享、技术的推广、企业间的分工和协作等等，都不断地刺激着小企业的进步和提升。

　　这一点，王庆坨恰恰是一个代表。它并没有停留在生产“质次价低”的自行车的水平上，已经有了原始积累的王庆坨看到了自身问题，开始重树形象；追求“质优价低”。1995年，王庆坨成立了镇自行车管理服务中心和行业质量检测中心，采取了措施，加强对自行车产品的管理；企业内部强化管理，改变形象，像奥飞亚、奥圣、北达等一批企业，重新定位，上档次，重新获得阳光。为推动全镇自行车产业的发展，王庆坨镇政府决定打造名副其实的自行车镇，围绕自行车做文章，建立了占地面积85800平方米的自行车产业园区，争取外地龙头企业进区经营，提升全镇自行车产业整体水平。同时，建立一个占地18万平方米的自行车市场，成为自行车厂家展示、交易的舞台。

　　“除了飞轮，自行车的每个零件，现在王庆坨都能生产。而未来的王庆坨将是一个环境优美、充满自行车产业文化的自行车城。”张说。当初温州的皮鞋、广东的电器不也是以质次价低而备受谴责吗？但当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之后，这些地方恰恰因为群聚生产所产生的正作用，反而成了这类产品的生产基地。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跨越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天津自行车业今天之所以再度成为自行车产销基地，王庆坨的贡献也是原因之一。

　　重组“飞鸽”：起飞的还是那只“鸽子”吗？

　　就在天津的自行车私营企业发展壮大之际，天津自行车厂也在苦苦地寻求和探索中，痛苦地决定着“飞鸽”的命运。自行车厂要倒下去了，“飞鸽”这个著名商标也要同归于尽倒下去吗?在决定“飞鸽”品牌生死命运的关键时刻，天津自行车厂在市政府及经委各级领导的支持下，走上一条“砍树留根保牌子”的发展之路。核心内容是：集中有限的资金，利用“飞鸽”品牌的优势，吸引合作伙伴，由天津自行车厂、西青腾达总公司、经委华泽公司三方投资，组建了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新公司组建后，以资金为纽带。建立了新的企业体制，根据发展和振兴“飞鸽”品牌的实际需要，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用工和分配新机制，对企业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虽然还是生产“飞鸽”，但这只“鸽子”显然已不再是从前的“鸽子”。无论是产权构成还是经营管理，重组后的“飞鸽”其实已是一只市场化了的“鸽子”。

　　应该说，它是天津众多自行车品牌中的一个，只因它特殊的历史沿革，才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有意思的是，如今天津媒体在报道天津自行车方面的新闻时，常常会用“飞鸽重上蓝天”这样的字眼，似乎天津自行车业的发展是“飞鸽”重生的结果，而看不到众多私营自行车企业对天津自行车的重大贡献。不知这是不是一种思维定势。

　　事实上吸引世人目光的，是“天津自行车”这一整体品牌的形象。

　　自行车基地：世界今日看天津 

　　2001年和2002年，由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国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天津国展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天津市自行车业以其基地的形象，向国内外客商展示了自己的风貌，吸引了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20余个省市的客商到会。

　　这种由产业实力构筑的“基地”形象，使天津自行车名扬诲内外。

　　而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天津自行车私营企业的迅速增长，天津自行车生产组织已由大而全、小而全转向专业化生产和企业联合协作配套，整个行业的结构更趋合理，零部件成本低，产业配套能力强，已经成为北方最大的自行车销售市场和配件集散地，也的确具备了成为世界自行车生产制造和销售中心的优势。可以说，天津浓重的民族工业色彩、质优价廉的品牌特色、齐全的配套品种和企业群体集中的优势，正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这一判断最直接的证据是世界著名生产企业纷纷来津设厂。正新轮胎、宏光车料、桂盟链条等自行车业的知名台资企业先后落户津门。去年底，香港天任工业有限公司在天津大港开发区投资3000万美元，生产高档自行车零配件和特色自行车，填补了天津产品的空白。据悉，著名的自行车生产企业捷安特也正在酝酿在天津投资。

　　从世界自行车制造基地的演变来看，从欧美到日本，从日本到中国台湾，从台湾到中国大陆，自行车制造业总是从高成本地区往低成本地区转移，而天津无疑正迎来一个大的机遇。

　　“最根本的原因是天津自行车的发展现状适应了全球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南大经济研究所的刘刚先生分析说。刘刚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整个世界制造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趋势：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生产的全球化和以一定地理范围内中小企业群聚生产为特征的本地化。但是，这两种趋势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包含和支撑的。其主要表现是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既依赖于其核心业务(如研发活动)的母国本地集聚化，又依赖于全球资源整合过程中的本地化优势。本地化是跨国公司选择生产基地的决定因素，它不仅表现为要素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本地企业具有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中小企业的群聚生产是创造这种优势的重要方式。因而，在全球经济条件下区域竞争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上述背景下，制造业的群聚生产将成为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由于走专业化协作道路是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资金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而天津自行车产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产业基础和氛围一民背企业的管理和专业性的技术人员大都来自同一国有企业，很容易形成合作性竞争关系，使天津自行车产业私营经济的发展选择了专业化群聚生产方式，而这，恰恰适应了全球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有一个现象最说明问题，目前世界各地经销商纷纷来津订货，据预计，天津自行车今年出口将达到400万辆。深圳台资的自行车企业感叹说：“我们的订单全让天津拿走了。”

　　对此，龚晓燕以肯定的语气说：“自行车生产，世界看中国，中国看天津，天津正在成为世界自行车产销基地。”（北方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