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走红于网络舆论，但事后却证实，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回家”却是被策划出来的，着实让人遗憾了一把；而近日，据《新闻晚报》报道，上海的一位汪先生的“回家”，也不让舆论怎么消停。他的一句“我喝醉了不敢开车，打车却被拒绝，你说我该怎么回家”，更是触动了纸面上的规定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尴尬。因为依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规定，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乘车须有人监护。由此，自然没有出租车愿意搭载汪先生回家了。
读罢汪先生的回家外传，我也想起了自己身上发生的类似事情。在大学毕业那年，全班25人聚在一起吃散伙饭，雪花（啤酒）与白云边（白酒）可谓是交相辉映，一位安徽同学喝得脸色惨白，仍要和几个哥们儿抱头痛哭，最后我们背他去打车，本打算先将他尽快送学校医院，但根本没有车停下来，直到驶过了若干辆出租车之后才有车肯拉我们。写此文时，我查阅了毕业那年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其规定了驾驶员对于“醉酒者、精神病患者在无人监护下乘车的”有权拒绝提供服务。但是，那位安徽同学是在包括我在内的三人同时监护的。
由此可见，倘若依据《管理条例》，汪先生无法打到车，是因他无人监护；那么，我的同学是在多人监护下，也差点打不到车，那么这又如何解释？事实上，我们发现，《管理条例》有个制度性困境，即它只规定了不能为没有人监护的醉酒者提供服务，但是对于有监护人的醉酒者，《管理条例》没有说要提供服务，这留给了司机很大的自主裁量权。
而这种自主裁量权，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了一个模糊地带，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有可能使所有的醉酒者都成为潜在的利益受损方。比如，汪先生虽然醉酒，但他神志基本清醒，认识到打车回家是最安全的选择，但是受制于“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乘车须有人监护”的规定，他无法打车回家，而这事实上是在变相增加汪先生的危险系数；又如我的同学，他的神志已不清应该被送医院，但是即使在有监护人的情况下，仍有多辆车视而不见。显然“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乘车须有人监护”的单方面规定，在这里是无效的，司机想的是自己可以图省事方便。同样，这也是变相增加了我同学的危险系数，如果再过多辆车还没人肯接，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过，话说回来，让醉酒者上车，司机们首先担心的是他们神志不清，可能连要去哪里都不知道；其次，他们随时都可能呕吐，这样很不卫生；最后，即便他们知道去哪里，也不呕吐，把他们放在车里司机们也不放心，“谁知道他们会带来什么麻烦”。
这样的担心是人之常情，但是出租车司机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身上还有着公益性，要不为什么说出租车司机是一座城市文明的窗口？而上述的那些问题，实际上都有相应的对策可以解决，比如可联系110或者执勤交警，由其通知家人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送醉酒者回家，要呕吐的乘客给他个塑料袋或者扶他下车等等。《管理条例》的规定有些不太人性化，一刀切的做法只会使规定本身陷入尴尬，有成空文之嫌。而在实际生活中，幸好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司机都是“图方便省事”的，纸面上的规定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尴尬，只能靠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体谅、宽容与关爱来解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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