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来自河北省元氏县殷村镇魏村的年轻人，大不过25岁，小不过17岁，在省会石家庄街头，骑着摩托将一些妇女挂在脖子上的手机抢夺，换成现金，被人称为“飞车党”。

    在职业选择时，他们感慨“一辈子当保安，没什么出息”；回家以后，再次迈进城市，想法是淡淡的“已经习惯了在外头跑”；从北方到南方做工，感受是“适应不了气候，也吃不惯大米”。

    以往，人们熟知的农民工生活，是他们艰辛度日，等到发工资的日子，匆匆赶到邮局，将这些血汗钱寄回家乡。年复一年，离家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亲情的关怀，带来了家庭生活的改善。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却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生活，比如，一分钱没往家里寄，却经常向家里要钱。对此，父亲是这样不解：老一代农民工每月挣500元，养活全家，新一代农民工每月挣400元，养活不了自己。

    这是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账单：每月房租要150元，买香烟200元，上网费用100元，手机费用100元，吃饭费用300元，摩托车汽油费100元。如此算下来，每月微薄的收入不够日常开支，经济状况甚至生存意义上的困窘局面似乎在所难免。

    一个被抓获的农民工说，涉嫌犯罪的初衷是“因为干这个来钱快”。据说，他第一次（涉嫌犯罪）是被别人怂恿的，第二次就有点“心甘情愿”了。

    就像城市日渐扩大、长高一样，生活在变，时代在变，我们无意苛责新生代农民工，要像他们父辈一样，以自身苦累艰辛换来家庭幸福。事实上，生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他们，也不再需要肩负这样的责任。他们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安排生活，享受人生。

    同时，他们的异样经历告诉我们，这些城市新居民，还没有适应、学会城市生活，在技能、竞争、选择方面，缺少优势，工资微薄，与自己的期望相去甚远。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收入与消费的失衡，让他们无法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对此，社会各界有责任帮助这群人，他们也有必要认识自己，早日适应他们向往的、不甘失去的城市。（刘畅）（完）